落霞式“彩凤鸣岐”七弦琴和宁波“万工轿”，这两件国宝在浙博相遇，有“命中注定”的意味。

它们都依木而生，且都代表了一种“极致”——前者稳居数千年古琴艺术顶峰，后者则是宁波朱金木雕这门传统工艺的登峰造极之物。

而最无法忽略的，是它们在绵延的光影流转中，与不同的人之间的邂逅。

1300多岁的“彩凤鸣岐”琴，高山流水，引发过多少人的共鸣与感喟；

100多年前的“万工轿”，又让多少老底子浙东地区的新嫁娘，对美好幸福，倾注期许。

上世纪五十代，两件国宝先后“入住”浙博，从孤山到武林，被奉为至宝的它们，这半个多世纪，又开启了新的故事。

　　古琴“彩凤鸣岐”

　　1300多年，它总在寻找知音

　　古琴艺术的鼎盛时期是唐代。目前传世的古琴中，唐琴的数量不超过二十张，由雷威所作之琴更是凤毛麟角。

　　大唐开元二年（714年），远在西南蜀地的雷威，正在制作一张新琴：这是一张落霞式的古琴，琴通长124.8厘米，额宽16.3厘米，肩宽18.8厘米，尾宽12.5厘米，两肩之间最厚处厚度为5.4厘米。

　　匠人初抚琴弦，通透清婉的琴声令人心潮澎湃。雷威拿起刻刀，在琴腹的龙池中，刻下：“大唐开元二年雷威制”。

　　如今，古琴龙池上方，“彩凤鸣岐”四字依清晰可辨。它在后世之所以举世瞩目，除了其本身制作工艺与音色的极致，还与其几多波折的传奇经历有关。

　　1920年仲春，北京城南陶然亭公园的岳云别业，镇国将军毓朗（清末军机大臣之一，光绪三十三年袭贝勒）偶遇了自己的老同事——著名琴学大家，中国古琴重要门派“九嶷派”创始人杨宗稷。

　　两人叙起旧来，同为爱琴之人的朗贝勒谈及二十多年前家中所藏名琴一事。当听到朗贝勒说出“彩凤鸣岐”四个字，杨宗稷心头一惊。

　　原来，当时已被杨宗稷重金买下的“彩凤鸣岐”古琴，原为朗贝勒所有。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将定王府包括“彩凤鸣岐”古琴在内的收藏洗劫一空。

　　为何我们今天依然能够知晓这些尘封的往事呢？答案就在“彩凤鸣岐”古琴的琴背上。

琴池下方题跋

　　原来，除了琴名，斫琴者和收藏者还会在琴身上镌刻铭文、闲文印、藏印和跋语。“彩凤鸣岐”的这段经历，就被杨宗稷刻在了琴背上。

　　用现在的话说，杨宗稷是“彩凤鸣岐”的真爱粉。在刻满琴背的铭文里，还有他所作的一首七言长诗，其中的两句是：“唐琴第一推雷公，蜀中九雷独称雄”、“落霞仿古神女制，如敲清磬撞洪钟”。

　　1931年，杨宗稷去世。包括“彩凤鸣岐”在内的一部分藏琴，转入镇海收藏家徐桴之手。新中国成立后，其后人将这些琴捐赠给镇海文化馆，后移交给浙博。

　　但，关于它的真正身世，直到2009年才尘埃落定。

　　2006年5月的一天，浙博将著名古琴演奏家成公亮请到馆中，对馆藏古琴进行鉴定。

　　古琴存世千余年，以蚕丝制成的琴弦，自然早已断裂缺损，仅作展示，未曾演奏。而贸然为古琴上弦，又可能对古琴造成损坏。于是，成公亮用自制的“竹弓弦”为千年古琴试音，以其音色作为鉴定依据之一。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千年古琴再发天籁之音。

　　同年12月，古琴演奏家丁承运来到浙博，演奏了当时已上好新弦的“彩凤鸣岐”古琴。

　　“琴和弦呢，需要一个磨合过程，一般至少得试一星期。但‘彩凤鸣岐’的弦一上去，弹奏出的声音就很动听，这也让专家有了充分的鉴定依据。”

　　浙博工艺部主任范珮玲介绍，杨宗稷著有琴学名著《琴学丛书》，该丛书被视为研究古琴的权威著作，而其中就有关于其收藏、监制及修复古琴的记载，“彩凤鸣岐”的信息也在其中。

　　但范珮玲说：“总能听人提及‘彩凤鸣岐’，但一开始谁也没想到，叫这名字的琴只有一张，而且就在我们馆里。”几年间，经著名琴家成公亮、李明忠、丁承运鉴定，“彩凤鸣岐”七弦琴的身份，才得到最权威的正名。

　　范珮玲说，很多古琴之所以能保存至今，正是因为多年来一直有人在弹奏。

　　“木制的东西，放久了不用，很容易被虫蛀坏的。而且，上了弦的琴，保持这种力学的平衡，反而更容易久存。”

　　2008年，浙博请来成公亮、丁承运和姚公白等三位著名古琴演奏家，分别用“彩凤鸣岐”和“来凰”两张唐琴，演奏了《慨古吟》、《阳关三叠》、《古风操》等曲目并录制成CD。

　　2010年11月19日，这两张唐琴还“走”进了浙江音乐厅，14位海内外的古琴大师共同奏响来自唐代的声音。

　　这些年，浙博总在想办法让更多人听到古琴的声音，明年，浙博将举行唐宋古琴大展，届时包括“彩凤鸣岐”在内的古琴将再次被弹奏。

　　（记者 裘晟佳 通讯员 胡慧媚）

　　宁波“万工轿”

　　一百多年，宁波帮对美好的期许在继续

　　宁波“万工轿”的豪华，是每个人见到它的第一眼，就能直观感受到的。

　　据说制作“万工轿”需要一万多个工时（“一工”等于“一天”）。假设由一人制作，就需要30多年时间才能完成。当然，在行家看来，宁波“万工轿”所展现的宁波朱金木雕技艺水平，才是它“傲视群雄”的根本原因。

　　第一次看到“万工轿”的人，都会问，这么豪华的轿子，究竟是哪个大户人家所有？

　　其实，它是当时上海一家器货店用于出租的花轿，轿子上有“聚成号”的轿行名称。

　　据说，坐上这顶轿子的第一位新娘，是当时被称为“活财神”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的女儿，其联姻对象为清末著名政治家、企业家，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的孙子。

　　朱金木雕是宁波一带技艺最高的传统工艺，“万工轿”为何出自上海的器货店呢？

　　1986年，范珮玲设计了名为《浙江民俗展》的婚俗展览。当时，浙博关于“万工轿”的信息很少，为了筹备婚俗展，搞清楚“万工轿”的身世，时年21岁的范珮玲来到宁波，待了近一个月。

　　“我把当时工商联登记在册的宁波民国年间彩结贳（shì）器店的旧址都记了下来，大概有五十家。”然而，这其中，竟然没有“聚成号”。

　　当时，范珮玲照着地址，挨家走访了所有店铺，“其中有三分之二的店铺已经不在了，还在的店，也都改做别的生意了。”

　　尽管如此，她还是见到了一些已经改行做黄包车夫的轿夫，以及一些曾坐过花轿，或是在店铺里工作过的老人，获得了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

　　“很多年过古稀的老人，提到自己当年坐花轿时的情景时，都显得特别激动和开心，很多细节都记得很清楚。说话时，看她们的眼睛啊，感觉都在发光。”

　　尽管“聚成号”的线索断了，但人们对于民间婚俗的遵循与推崇，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给范珮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直到几年前，我们才知道聚成号原来是上海的店铺，怪不得当时查不到。”范珮玲说，“聚成号”店铺的后人们是主动与浙博联系的，“当时店铺的后人来我们馆参观时，偶然看到了这顶轿子。”

　　原来，“聚成号”的老板姓朱，老家宁波。后来举家去上海做生意。而这“万工轿”呢，是请了象山、宁海、奉化一带的十多位师傅一起，花了十多年时间做出来的。

　　当然，这最顶级的轿子，也不是每户人家都用得起的，“单租轿子就要一百两白银，如果加上十里红妆所指的那一整套嫁妆器具，以及仪仗队，总共算起来至少得花上一千两。”

　　新中国成立前，朱家人担心“万工轿”被损毁，就把它用十三个特制的箱子拆开分装，送回了宁波老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老家的亲戚将“万工轿”捐赠给了浙博。

　　“朱家的后人告诉我，如果早几年去上海看，还能在老建筑门口看到‘聚成号’几个字，可惜现在已经不在了。”范珮玲说。

　　（记者 裘晟佳 通讯员 胡慧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