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今年初召开的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大会上，省委书记车俊强调，要高举改革大旗、扛起改革担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奋力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以优异成绩向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4月11日，浙江省委党校、浙江人民出版社召开“最多跑一次”改革研讨会暨《“最多跑一次”改革》新书发布会。与会专家着重从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对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进行了深入探讨。浙江在线今摘要刊登部分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最多跑一次”是深刻的行政革命

　　浙江以“最多跑一次”改革启动的行政体制改革，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奋力奔进在“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潮头，谱写了新时代创建人民满意政府的新篇章。《“最多跑一次”改革》一书，从改革的思想来源、实践做法、主要经验、创新意义等多方面作了深刻分析和总结。“最多跑一次”改革是一场深刻的行政革命。

　　第一，从“最多跑一次”甚至趋向“零跑动”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行政革命。政府的行政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农业社会的“手工化行政”，主要靠人力手工工作；二是工业社会的“技术化行政”，可以借助一些机器力，如电话、电报、传真、录音、摄像、打印机、复印机，特别是电脑的出现等，使得行政工作有了很大的技术含量，比较机械化了；三是现在高科技和信息社会的“智能化行政”，依靠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信息平台等，完全被信息智能所涵盖，行政工作更加快捷方便，日常行政工作几乎可以实现无人化，这是发生在行政管理领域一场伟大的革命。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向着“零跑动”发展，它的意义就在于实现的是“智能化行政”，是最新的行政革命。在国家（政府）的发展史上，可以说浙江是干了划时代的一件大事。

　　第二，“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浙江秉持敢为人先首创精神的生动写照。“最多跑一次”改革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行政革命，为什么能够发生在浙江呢？这就需要探讨“最多跑一次”改革背后的深层次动因。浙江素有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我国民营经济的先发省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这些年，浙江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改革开放成就斐然，努力走在全国前列，在生产发展的同时实现了生活富裕、生态美好，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人民群众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

　　经济社会发展了，更需要政府提供有效治理和优质公共服务。正是有了这样迫切的需求，使“最多跑一次”改革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从省管县体制到行政审批层级一体化改革，浙江在简政放权、行政审批和效能革命上积累良多，并一直致力于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努力把浙江打造成“审批项目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的省份之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浙江也一直致力于探索符合浙江实际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及其实现路径，并积累了大量的创新经验。2016年浙江率先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通过政府的自我革命进一步提高行政审批效能，优化公共服务绩效，营造更加一流的发展环境，激发更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这是新时代浙江变革创新，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必然要求，更是浙江秉承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和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保持机制体制新优势的生动体现。

　　第三，“最多跑一次”改革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最多跑一次”改革并不是单纯的科技变革。科技变革、技术条件和因素固然重要，但也只有在先进的执政理念和行政体制框架下才能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诞生之日就立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使每一项政策都符合我们的初心和党的宗旨、反映人民的意志。特别是在浙江，习近平同志在提炼“红船精神”的时候就指出，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有机组成，而浙江恰是红船精神的诞生地。

　　从改革发展的历程来看，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改革开放以来出台的大量政策措施都以人民群众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方便不方便为出发点，以造福于民、增加人民福祉为落脚点，贯彻到党委、政府工作的点点滴滴和党员干部的日常工作中去。而“最多跑一次”改革，更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便民惠民政策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是对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自我断臂”，宁可让政府机构、公务人员多跑腿跑断腿，也要让人民群众少跑腿不跑腿，充分地释放了改革的红利，真正做到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秉持这样的理念，在未来的发展中，“最多跑一次”改革一定会继续前进、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会搞得越来越好。

　　【作者：许耀桐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浙江探索

　　浙江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而且不断先行先试，始终走在前列。“最多跑一次”改革就是最新成果，还在推进中。省委书记车俊多次说起这项改革的缘起，它非常值得挖掘。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原有成本优势逐渐丧失，新的独特性竞争优势尚未全面确立，而且经济增长中的制度运行成本，即所谓体制成本，诸如税收、法定社会保障缴付、土地出让金以及无效行政成本等不断上升。这既构成“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也指明了深化这项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增创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企业有利的体制机制新优势。改革有很多选项，省委、省政府抓住政府改革这个“牛鼻子”，并以此撬动“整头牛”的全面改革。这是这项改革的核心逻辑。因此，“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政府改革，但又不限于一项政府改革，它是一连串的事件。《“最多跑一次”改革》一书的出版，可谓正当其时，既是对这项改革的阶段性总结，也是对它的未来走向的研判。

　　第一，我国改革开放经历了40年，与全球范围内的政府改革运动大体同步。我愿意把“最多跑一次”改革看成改革开放40年和全球政府改革运动的最新成果。中国40年来的成功经验，可以从很多方面解释和总结，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解释概念，就是政府的角色。而且，中国的成功对现代政府理论也有重要贡献。我们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项改革一定会为现代政府理论创新提供重要的内容。

　　为什么说这项改革是我国40年政府改革和全球政府改革运动的最新成果呢？以往政府改革都是政府中心主义的，“最多跑一次”改革的主语不是政府了，是老百姓，它以人民群众的体验感、获得感、满意度为出发点，倒逼政府机构、流程的再造。这些变化对现代政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上世纪80年代的全球政府改革运动，又称新公共管理运动，它强调以企业家精神来改革政府，以私人部门的经验改革政府，把人民群众当作顾客。“最多跑一次”改革赋权群众、企业倒逼政府改革，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正落实。相比较而言，我们的改革不仅体现出回应人民需求、提升行政效率的取向，而且更加体现出公共行政改革的公共性。

　　第二，“最多跑一次”改革需要实现从1.0版到2.0版的升级。这里的总体思路在于，加强省级层面的顶层设计，集中力量构建统一协调、互联互通的政务服务体系，探索政务服务“零上门”机制，撬动各级各部门减权、放权、治权，使全省政务服务体系从“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线下模式，向线上线下并行，最终实现“网上办事”的线上服务为主、“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线下模式为辅的政务服务供给格局。

　　需要指出的是，“信息孤岛”是制约“最多跑一次”改革向纵深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协调。在现阶段，“信息孤岛”的背后既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权限问题，而是跨部门协调产生的管理问题。解决各部门、各地区条块割裂、系统林立的现象，关键在于加强“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顶层设计，建立全省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政务服务标准，及时总结、推广实践有效的地方经验。加强顶层设计并不是压缩地方差异化探索的空间，而是旨在规范、引导各地实践，建立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的工作协调机制，为“最多跑一次”改革从点上突破到面上推广创造支持性条件。

　　第三，充分发挥“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撬动效应。这项改革的起因就是为了抓住政府改革这个“牛鼻子”，现在“牛鼻子”抓住了，接下来就要让“整头牛”动起来。目前，省委、省政府已经明确提出，在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同时，在“撬”字上狠下功夫，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不断放大“最多跑一次”改革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引作用。我们要着力开展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权力运行体制改革，通过这些改革，降低体制成本，增创体制机制新优势。

　　第四，“最多跑一次”改革为浙江发展闯关，也为全国改革探路。这一探路，首先需要及时总结浙江改革的宝贵经验，使其在不同地区推广、拓展。事实上，这项改革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已有多个省市开展了类似的改革。2018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了《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调研报告》并予以肯定。2018年3月，“最多跑一次”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可以预期，接下来的拓展会更快更广。研究这项改革的影响，比较、借鉴各地的先进经验，有利于我们把这项改革进一步深化、完善，也有利于浙江经验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郁建兴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新时代政府治理创新的逻辑

　　“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浙江在全面推进以“四张清单一张网”为主要内容的“放管服”改革基础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根据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作出的重大改革举措。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最多跑一次”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2017年全省“最多跑一次”实现率达到87.9%，办事群众满意率达到94.7%。2018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了《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调研报告》并予以肯定。2018年3月，“最多跑一次”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可以说，“最多跑一次”改革业已成为新时代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块“金字招牌”。浙江省委党校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完成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一书，全面梳理了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时代背景、指导思想、推进过程，系统总结了“最多跑一次”改革一年多来取得的成效，并就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体制创新愿景及面临的现实任务作了深入分析，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清晰的浙江深化政府体制改革，积极主动地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线图。

　　“最多跑一次”改革作为新时代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抓手，深刻地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一以贯之的以有效性为导向的改革逻辑。

　　浙江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深化改革的趋势清晰地表明，在体制机制尤其是政府服务方面能否先行一步，是决定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能否继续走在前列的核心要素。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切入点，抓住了增创浙江创新发展体制机制新优势的关键，这一改革的实施和深化可以全面促进政商关系的优化，形成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企业有利的发展环境。

　　首先，“最多跑一次”改革有助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自由空间。通过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所构建的最强倒逼机制，可以促使政府部门进一步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并激发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创新创业的活力。

　　其次，“最多跑一次”改革可以提升政府服务效率，增强市场主体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最多跑一次”改革将政府效能建设推向极限值，将“以公民或顾客为中心”服务理念融入政府服务全过程，使群众和企业办事更方便、更舒心。

　　再次，“最多跑一次”改革实施过程中推行的服务事项网上办理和事项办理标准化，可以大大地减少政府服务与管理过程的人际互动，并将政府服务纳入统一规范的服务框架，有力地促进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建设。

　　“最多跑一次”改革，以政府效能的极限值为追求目标，表达了政府自我革命的坚强决心和恒心。

　　“最多跑一次”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大逻辑，将人民群众和企业的需求作为政府体制改革的根本导向，摆脱了以往由政府自身决定改什么、怎么改的局限。在此，每一个与政府部门接触过的行为主体都能对这项改革的成效作出直接评判，它以政府效能的极限值确立了政府体制改革力度前所未有的倒逼机制。

　　“最多跑一次”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方便群众和企业的改革举措，而是涉及整个政府体系和政府运行机制的大变革。之所以说“最多跑一次”改革抓住了政府改革的“牛鼻子”，就是因为这一改革必然会不断暴露出现行政府管理体制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的弊端，不断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将持续不断地提出政府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任务。而逐个解决制约“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种种体制性障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整个政府治理体系不断优化的过程。

　　“最多跑一次”改革，为撬动各个领域的改革、再造浙江体制机制优势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最多跑一次”改革涉及的各类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运行体系的最前端，在最前端设置“最多跑一次”这样的高水平目标，必将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压力机制，推动行政流程架构、政府机构设置以及政府运行机制的内在逻辑发生深刻的变革。

　　其一，“最多跑一次”，意味着最大限度地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最大限度地限制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过程和社会生活过程的干预，这必将极大地促进简政放权，进一步明晰政府的职能和权限，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活力，扩大社会自由空间。

　　其二，“最多跑一次”改革业已形成的“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办事服务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政府的行政流程，为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构筑了有力的倒逼机制。“最多跑一次”改革完成的行政流程变革，为浙江下一步根据党和国家职能机构改革、高效率地推进机构职能整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其三，“最多跑一次”改革倒逼智慧政府建设步伐，不仅将极大地提高政府办事效率，而且能够有效地将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从繁重而琐碎的审批事务中解放出来，推动政府部门工作精力从审批转向监管和服务，逐步实现政府管理模式的历史性变革。

　　其四，“最多跑一次”改革的人民立场要求使群众“少跑”“就近跑”，必然要求把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实施更为便捷有效的经济社会管理事项下放给地方，进而带动公共资源配置向地方和基层倾斜，推动纵向府际关系的调整。这项改革同我省乡镇（街道）“四个平台”建设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向乡镇延伸的同时，必将有力地促进我省加快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的步伐，推动我省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走在全国前列。

　　【作者：何显明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