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4月11日，在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丁列明、高从堦、姚力军获得省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在加快建设创新强省的进程中，以他们3人为代表的浙江广大科学工作者，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勇于挑战前沿的科学问题，在各自领域作出突出贡献。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追求真理的崇高精神。浙江将全面实施科技新政，让创新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丁列明：做百姓用得起的好药

　　浙江在线4月12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曾杨希）4月11日，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丁列明博士站上2017年度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领奖台，捧回沉甸甸的浙江省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

　　荣耀的背后，是坚持创新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毅力。回国16年，从一无所有的海归留学生，到我国新药创制领域的领军人物，丁列明一直从事肿瘤分子生物学和临床肿瘤病理学研究，在抗肿瘤靶向药物研发、平台建设和产业化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有力推动了我省乃至我国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

　　1992年6月，丁列明被公派前往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做访问学者。通过拼搏与努力，2000年，他考取了美国的医生执照，成为美国一名病理科执业医师。职业可敬，收入可观，生活惬意，丁列明实现了他人眼中的“美国梦”。

　　然而，面对恬淡舒适的异国人生，丁列明选择了放手。2002年夏天，他和几位华裔科学家设计合成了一款靶向抗癌新药，获得了出色的实验室成果。但是在美国，要推进项目成果落地，起码需要花费十亿美金，这并非依靠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就能实现。丁列明说：“当时，大家经过讨论，认为要把这个项目完整做起来，还是需要到中国来。”

　　没有丝毫犹豫，满怀炽热创业激情的丁列明飞回祖国。他至今觉得，这样的选择并非偶然：“我们这代人，内心始终怀着报效祖国的念头。从踏上美国的第一天起，回国的想法始终萦绕在我的心间，只是一直在等时机，新药研发就是这个时机。”

　　三间简陋的办公室，一间租来的实验室，就是丁列明事业的开端。他在杭州成立了浙江贝达药业有限公司，着手研发抗癌新药埃克替尼。

　　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回忆往事，丁列明说：“开发新药的过程，就是克服困难的征途。”语气平淡，暗藏波澜。

　　资金的困难算一个。2008年，埃克替尼准备启动Ⅲ期临床研究，需要资金5000万元。丁列明硬着头皮给公司所在的余杭区政府写了份报告，反映企业的困境。余杭区政府以1500万元的支持给丁列明带来了希望。接下来，银行追加了贷款，风投也投入资金，助力丁列明度过了创业的寒冬。

　　产业化是成果落地的必过之坎。药品的生产规模不同，涉及到的设备和参数也不一样。2009年，埃克替尼第一次放大试产失败。丁列明回忆：“当时，实验室做出来的药品是白色，但试生产出来的却是黑色物质。我们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通过反复检查，不断重试，才找到症结。”

　　实验环境不达标、药物合成难度大、审批过程漫长……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丁列明团队战胜了所有的困难。

　　2011年6月15日，是一个值得铭记终身的日子。埃克替尼获得新药证书，成为中国第一个自主研发的小分子靶向抗癌药。它的研制成功，代表中国医药行业从仿制到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转折。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更是将其誉为“民生领域堪比‘两弹一星’的科研成果”。

　　创业之路充满艰辛，但披荆斩棘之后摘取的果实最甜美。埃克替尼研发成功后，先后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中国工业大奖”等重磅奖项。

　　古有神农尝百草，今有海归研良药。“做国人用得起的好药，让老百姓受益”是丁列明的初心。埃克替尼上市时，贝达药业把价格定在了同类竞争产品价格的60%至70%。同时，还推出后续免费用药项目，即连续使用6个月且治疗有效的患者，可终身免费用药。截至2018年3月底，贝达药业已累计向5万多名患者赠药近298万盒，市场价值近70亿元。

　　新药研发之路，丁列明越走越远，越走越宽。继埃克替尼之后，贝达药业目前共有在研新药项目20余项，其中7项已经进入临床研究阶段，3项已经进入Ⅲ期临床阶段。正在全球范围进行Ⅲ期临床试验的新药恩莎替尼，有望成为第一个中国公司主导研发、在全球同步上市的新药。

　　“成为总部在中国的跨国制药企业”是丁列明和他的团队为贝达药业设定的愿景。2017年，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国Tyrogenex公司在华盛顿正式签约，成立合资公司，进军全球肿瘤药物市场。丁列明说：“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在新药研发方面的实力。”

　　高从堦：一张膜上的创新追求

　　浙江在线4月12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曾福泉 通讯员 陈婧）走进浙江工业大学膜分离与水处理协同创新中心的实验室，一张张轻巧的薄膜，代表了21世纪最重大的共性技术之一。

　　“从海水淡化到人工肾，高性能膜材料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领域都扮演着战略性角色。掌握膜技术，事关未来发展大计。”中国工程院院士、浙工大海洋学院院长、膜分离与水处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高从堦说。这位76岁的科学家是我国膜技术的奠基者之一，他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坚持前沿探索，见证了我国膜技术从无到有、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的历程。4月11日，高从堦院士荣获浙江省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

　　我国的膜技术是从海水淡化领域起步的。把海水变为甘泉，传统的蒸馏法等耗费巨大。20世纪60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用反渗透膜脱除海水盐分，成本低、更便捷，在军事和民用领域都展现出巨大实用意义。

　　“中国也要有！”包括高从堦的老师在内，我国不少科学家开始了早期实验探索。1967年，大学毕业不久的高从堦参加了全国海水淡化会战。全国多家科研机构、各领域的科技专家齐集于北京和山东青岛埋头苦干，自主取得了膜法海水淡化的多个突破。

　　这场会战给年轻的高从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他就始终没有离开过膜技术科研一线，收获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培养了遍布海内外的人才。今天，高从堦被视为我国膜技术界一面极具号召力的旗帜。“这样的地位不是仅靠发表几篇重要的论文就能奠定的，更是源于高老师数十年如一日在膜技术领域孜孜不倦的耕耘和奉献。”高从堦的弟子、浙工大膜分离与水处理协同创新中心周勇教授说。

　　从中国工程院，到多家国家、省级重点实验室和高校的相关学科，高从堦承担了大量顾问和咨询工作。他不辞旅途奔波之苦，重要的会议从不缺席，始终关心膜技术前沿发展。2013年，年过七旬的高从堦从零开始组建浙工大膜分离与水处理协同创新中心。这个创新平台快速成长，成员单位已包括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浙江大学、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等，并在湖州建立研究院，建设中试基地。“高老师到现在仍然坚持每天阅读两三篇膜技术的最新外文文献，遇到有启发意义的就分发给我们，材料上写着他的思考。”中心办公室主任陈贤鸿说，“这往往给我们打开了全新的视野。”

　　自主创新是高从堦始终不变的追求。在国产高性能膜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征途上，他总能立足实际、独辟蹊径。1970年春天，海水淡化会战主力转到杭州后，破解反渗透膜制备难题的探索仍在继续。高从堦领导的课题组只有4个人，充分分析国外既有研发经验的利弊后，他坚定地尝试自己的设想，用8年时间解决了原料、配方和工艺条件等一系列关键技术。中国自己的“中空纤维反渗透膜”就这样横空出世。高从堦说，“中空纤维反渗透膜”使用效果好、成本低，广泛地应用于纯水制备和苦咸水淡化，企业排队购买，国外相关产品应声降价30%。

　　类似这样的创新成果，在高从堦此后的科研生涯中不断问世。相比中空纤维膜，反渗透复合膜性能更好、应用更广泛，但其制备需要一种关键原材料——均苯三甲酰氯（TMC），当时只有少数国家掌握了合成技术，国际市场上很难买到。“不实现这一材料的国产化，我们对复合膜的进一步研究就无从谈起。”高从堦带领团队完全靠自主探索，不仅成功合成了这一原料，还发明出其他多种新功能材料，使国产复合膜的性能不断提高。1997年，高从堦与海外华人王道新博士合作，在国内建成第一条反渗透复合膜生产线，打破了国外垄断，进口膜价格大幅度降低。

　　“上述这些工作虽然也属填补国内空白，但毕竟是外国已有的，我们在追赶。2002年前后，我们探索发现了一种对膜分离模式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新理念，属于国际首创，我认为这更有意义。”说这番话时，高从堦脸上洋溢着天真愉快的笑容，让人深深体会到“创新”二字对一位科学家的无上价值。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人们有望制备出分离速度更快、效果更好的膜。

　　高从堦在浙江工作、生活了40多年，远远超过在山东老家的年头，浙江也成为他一系列创新成果率先转化、推广的地方。他积极参与产学研合作，孵化了一批专业从事膜技术研究开发、生产制造和工程应用的企业，仅杭州地区就有20多家，杭州由此发展成为全国领先的膜产业发展集聚区，膜技术年均产值超3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年产值达百亿元。

　　创新是新时代的强音。高从堦说，着眼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我国膜技术领域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创新实力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膜领域，还有许多原材料、重要设备我们无法国产化。我国膜技术一定要继续提高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完善产业链。”这位把毕生精力奉献给我国膜技术发展的老科学家谆谆建言。

　　姚力军：让世界认识“中国芯”

　　浙江在线4月12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石天星）2005年夏天，作为掌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用溅射靶材技术”的极少数华人专家之一，姚力军在余姚创立了江丰电子。

　　13年后的今天，姚力军被授予浙江省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

　　“我的内心既感到光荣，又充满感激，感谢浙江省把科技领域的大奖给了我，这是无上的光荣，同时也是一份责任，我们今后必须做得更好。”电话里传来姚力军刚劲有力的感言。

　　老家东北、留学日本、创业浙江，科研人员、跨国企业区域负责人、创业者，姚力军有很多次可以选择安逸、选择停歇，但“产业报国”的梦想支撑着他从一次次挫折和煎熬中涅槃重生。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又称为“芯片”，而超高纯金属溅射靶材就是制造芯片的关键材料。在江丰电子创立之前，超高纯金属溅射靶材只有日本和美国的几家跨国公司可以生产，其生产技术一直受到日本和美国的垄断控制。

　　2005年10月，江丰电子成功研发第一块中国制造靶材，填补了国内溅射靶材工艺的空白。

　　2009年8月，江丰电子开始向中芯国际供货，产业化正式起步。

　　今天，江丰电子已经成功进入华虹华力、中芯国际等我国高端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大批量生产出了品质合格、完全可以替代日本和美国的产品。江丰电子产品通过在国际先进生产工艺上得到验证，并实现批量供货。它的销售网络已覆盖北美、欧洲、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全球有百余家芯片厂正在使用江丰电子的靶材。

　　此外，江丰电子还承担了国家02重大专项、国家863重大专项、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工信部电子发展基金等国家级科研及产业化项目。

　　2017年6月15日，江丰电子正式登陆深交所创业板，创业12年的姚力军迎来了敲钟的时刻。“走到今天，全世界所有半导体企业都知道了江丰电子，它成为参与世界竞争的一个中国品牌。”姚力军言犹未尽，往事历历，从心底奔将出来。

　　2008年，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江丰电子经历了最大的困难。当年1月，公司销售额跌至8万元，公司每个月的研发、生产等费用支出却要数百万元。早就注意到这家中国同行的几家大型跨国公司纷纷找上门来，包里带着收购协议。

　　“一定要咬牙坚持下去，做自己的民族品牌！”姚力军整整三天没有回公司,独自一个人驱车到处借钱。

　　那年，他用借来的钱，给全体员工发了年终奖。最后在余姚市科技局的支持下，一笔300万元的贷款很快送到了公司。

　　2011年3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大量半导体工厂和靶材工厂停产。姚力军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商机。他让公司业务员在第一时间联系所有的国外客户，介绍“中国制造”的靶材产品。两天后，姚力军等到了日本富士通公司送来的第一张大订单，随后，东芝等企业也纷纷派人前来寻求合作。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中国制造”的靶材，全球的半导体生产线才没有因日本大地震而停工。

　　在江丰电子的样品间里，我们看到了它的产品——一块块汽车方向盘大小密封包装的金属圆饼。看起来就是一块金属材料，但是最贵的一块，市场价相当于一辆小轿车的价值。

　　为何如此昂贵？贵在工艺，贵在纯度。溅射靶材作为制造半导体芯片的关键材料，其制造工艺可谓精益求精。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中要密布上万米金属导线，这些导线比头发丝的千分之一还要细，而纯度就是金属最核心的要素，普通金属一般能达到99.8%的纯度，但制作芯片的金属纯度则高达99.999%。

　　“从回国创业开始，我心里就非常明白，我和所有江丰人所从事的是振兴中国集成电路的伟大事业，要耐得住寂寞，更不能怕挫折，因为我们的目标在远方。”姚力军告诉记者，在半导体芯片靶材研发方面，研发团队已经取得了10纳米技术研发的成功，正向7纳米技术的研发推进，目标是做到国际领先；在液晶平面靶材研发方面，已经实现了8.5代线钼靶材、铜靶材的量产，还要在上游超高纯金属材料的提纯方面不断突破。

　　姚力军有着东北人的幽默性格，他常把自己称作是“讲东北话的新浙江人”，在他的时间表里，扎根余姚的“中国芯”胸怀整个世界，必将以闪电之姿拓土开疆。

　　近年来，他作为“宁波市人才大使”，还为宁波引来了50多位高层次人才、30余个科研团队，一批半导体新材料产业上下游以及横向相关产业迅速集聚，落户宁波。

　　姚力军依然记得，2005年的一天，他初到余姚。除了创业团队，他还自筹资金从国外采购了一大批先进的生产设备，装了整整20个集装箱和1个散货船。当设备抵达宁波港，吊车将集装箱从船上放到码头上时，他在心中感叹：“祖国，我回来了！”

　　时隔13年，驻足在江丰电子四楼靶材料成品车间里的姚力军，正隔着透明的大玻璃，看着净化车间内穿着洁净服的工人对产品进行最后的清洁包装。他目光笃定地说：“我们会继续扎根于超高纯金属及溅射靶材领域，直到占有全球3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全球布局建设生产基地，组建全球一流的人才梯队，目标是——做到全球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