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5月14日讯（诸葛隽）浙江自古富有工商底蕴和创业文化。中国历史上被尊为“商圣”的商人不多，只有两位，他们都和浙江有密切的关联。

　　一位是范蠡，他是楚国人，辅佐勾践兴越国，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成为春秋时期巨商，而后三次散尽家财，救济穷人。他讲求“持盈”“定倾”“节事”，浑身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光芒，这使得他无论从政、治国、经商均是成功者。他弃官从商富而有德的商业思想，深深影响了浙江后人。

　　另一位是胡雪岩，安徽绩溪人，但一直在杭州经商，他帮助左宗棠收复新疆，保持中华领土完整，堪称华商中的民族英雄。我们现在去杭州河坊街游玩，就会看到古朴恢弘的胡庆余堂药店，胡雪岩亲笔书写的“戒欺”两个大字依然熠熠生辉，“戒欺”“真不二价”等经营理念，已超越了中医药范畴，为打造诚信浙商作出最经典的历史诠释。

　　前面说的浙江历史上有大商人践行仁义信，具有优秀的企业家精神特质，那么从文化传统的视角去分析，浙江的文化传统与企业家精神又有什么联系呢？

　　虽然中华儒家文化有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大传统，但浙江有着重事功的小传统。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孔子后人衍圣公孔端友“扈跸南渡”，高宗赐家衢州，把北方儒学思想带到南方，又和浙江本土文化相结合衍生出南宗儒学，南宗儒学到了浙东南，于是又派生出“金华吕学”“永康学派”“永嘉学派”，共同特点是注重务实，讲求事功，强调经世致用。永嘉学派叶适认为，“以利和义”，而 “不以义抑利”。意指个体各自以诚立本，其对自利追求之和合即为“义”。这些主张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斯密“利己心”推动社会发展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叶适比斯密早了大约五百年。

　　在浙江的重商文化土壤里，浙江人有着理性的头脑，有着自我创业的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改革开放后，浙江人超越世俗文化和体制的约束，审时度势，敢于担当冒险，抢占先发优势，使得浙商成为海内外影响最大、实力最强的商帮群体，成为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2017年，企业家精神第一次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这都是史无前例的高规格。代表中国最高决策层看到企业家精神是关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对于浙江人、浙江企业家，我们要自省的是：浙商虽然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全球化生存、上千万人群的精英群体，有着独特的内涵和强大的基因。但我们离时代的要求还有差距吗？如何弘扬提升浙江的企业家精神呢？

　　新时代的浙江企业家应该从创业型企业家转型为知识型企业家、创新型企业家。面对新技术和产业变革的趋势，当代企业家的使命也发生了变化，不仅要重视技术投入、支持前瞻原发创新，还要有能力和魄力不断推动新技术产业落地和实际应用；要做到既敢为人先，又崇尚科学精神，遵循科学规律。创新才是浙商的未来。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浙江企业家应该成为有家国天下情怀的大企业家，把随机应变的小聪明变成能应万变的大智慧。浙江因一村一方言一习俗，往往导致小圈子盛行，开放性不够，包容性不强，有孤芳自赏的味道，这会成为浙商前进的绊脚石。这些都需要我们每一位浙江人去反思修正纠偏，全面提升素质能力，进而走得更高更远更宽。

　　【作者为温州市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