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阳受降

　　浙江在线8月15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李鹏）写在前面的话：73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漫漫长夜、遥遥征程，暴行之下，浙江的英雄儿女发出“我生国亡，我死国存”的抗争誓言，与全国人民一起，用血肉铸成了抵御外侮的钢铁长城。回望过去，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可曾经的记忆依然清晰。鲜血和泪水、不屈和抗争，展示着浙江人民绝不低头的个性，描绘出浙江抗日御侮历史的雄壮画卷。

　　今天，就让我们穿越历史，回到70多年前，隔着时空，去抚摸战争的创伤，去书写英雄的故事，去记录那些故地和建筑承载的沉重记忆。  

　　抗战胜利杭州地区接受之日本受降军刀

　　如果时空真能穿越，回到70多年前的富阳，你一定无法想象要经历些什么！

　　你会看到沸水滚滚的大锅，闻到水牢里尸体腐烂的恶臭，听到千人坑旁中国百姓被杀瞬间的惨叫……

　　你会看到他们——一群衣衫褴褛的抗日义士，手里的武器居然还是清代留下的“汉阳造”，他们朝着鬼子的“木楼”拼命射击，然后英勇地倒下。

　　这都是1937年12月到1945年8月间发生在富阳宋殿村的真实场景。只不过，如今历经蹂躏后的宋殿村更名为“受降村”，成为全国惟一以“受降”命名的地方。

　　更名的背后，是一件让所有浙江人民都扬眉吐气的大事———曾经不可一世的侵浙日军军官在这里向中国军队接洽无条件投降事宜，与此同时，他们的滔天罪行，也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日本投降后，浙江报纸报道浙江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消息

　　沸水锅、水牢、千人坑

　　日本兵日记：在富阳，第一次知道人头有多重

　　就在惨烈的淞沪会战刚结束，南京大屠杀还在进行的时候，灾难又降临到了浙江人民头上。侵浙日军从余杭兵分两路攻占了杭州和富阳县城。

　　“富阳和杭州是同天被日本人占了的。”201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时年82岁的老人胡雷兴连自己的生日都记不住，却用富阳本地话不假思索地说，“就是民国26年（1937年）12月24日。”

　　宋殿村位于富阳城北9公里，这里紧邻杭富公路，是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并且还有乡绅宋作梅逃难后留下的大宅院。日军就在这里驻扎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宋殿村及其周边村落从这一天起，成了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为防范抗日义士的袭击，日军在村边高大的银杏树上建立了瞭望哨。在村里严密布防，大肆修筑工事，不仅修筑了6个碉堡，还设立了“竹城”和“木城”做外墙。

　　墙内魔窟里，有用于屠杀抗日义士和普通百姓的水牢、木笼、沸水锅、老虎凳等等，手段残酷、毒辣。

　　水牢就设在公路旁的碉堡下，“日本人为了省子弹，就把人扔到水牢自生自灭，这里头都是臭水和蚊子，你坐下就会被淹死，站又站不直，堪比阿鼻地狱。”胡雷兴老人说，还有个秘密水牢，直到解放后才被发现。

　　据老人回忆，有位叫马关林的村民，是被日本军犬活活咬死的。当时还要求另一位叫宋玉香的村民挖坑，坑挖好后，让他自己爬下去躺躺试一试是否够大，吓得他冷汗直冒。

　　还有一名叫唐元亮的村民，被活埋到脖子时，眼睛突出，日本兵用刺刀捅他的头顶部，顿时鲜血像喷泉似地往上涌，而日本兵在旁边手舞足蹈，发出阵阵狞笑。

　　日本兵把中国百姓杀掉后，就扔到了一公里外的“千人坑”里。老人说，这个长20来米的烂泥沟里白骨累累，“他们杀人的时候，还叫老百姓过来看，还让你助威，‘噢、噢、噢’地喊，解放后这里挖出了1800多个脑骨。”

　　一位驻扎这里的日军兵在他1937年12月31日的日记里有这么一句话，“在富阳，我第一次知道人头有多重。”

　　不可一世的日军在这里低下了头

　　侵略者被强留在宋殿过夜

　　有侵略，就有反抗。浙江的抗日武装先后发起富阳县城保卫战、东洲沙保卫战等等，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胡雷兴老人说，他小时候见过一次战斗，打了3天3夜，虽然中国军队最终败了，但是中国军人的英勇顽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在宋殿村里，大家对日本兵恨之入骨，有些胆子大的年轻人还会趁晚上破坏日军的通讯设施。

　　经过8年的抗争，终于等到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天。老人记得，那是“民国34年（1945年）9月4日”，他正在放牛，就听到村里的保长和甲长四处跑着跟大家说，“日本人投降喽，赶紧去宋作梅家里去看呀！”

　　他还记得，那天从公路到村里站满了穿着崭新黄咔叽军服，钢盔革履的中国军人，从杭州来投降的日本兵全被缴了械，一个个耷拉着脑袋，他们杀过人的枪和刺刀也被堆在了路边。

　　“十里八乡的乡亲都围到了这里，很多被杀掉家人的乡亲看见日本兵，情绪激动，硬要冲上去报仇，但都被中国军人拦住了。我们只能在外围看，不能动手。”胡雷兴老人说完，又握紧了拳头。

　　那么，受降仪式是什么样子呢？杭州市富阳区历史学会会长张建华副研究员研究分析，当时老百姓都被挡在外面，中日洽降情况不得而知，因为有新闻报道和第三战区的《受降要报》，才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村民中，只有屋主人宋作梅在事后写了《受降室记》，也还原了一些当时的情况。

　　宋作梅在文中回忆，当时的受降礼堂四周环以白布，中悬旗，上设圆桌，为受降席，下设大菜桌，为日军投降席。

　　仪式在9月4日下午4时举行，侵浙日军洽降代表来到会场后，先向中国第三战区等受降代表们立正，脱帽行鞠躬礼。中国代表则微微欠身命其坐下。日军代表呈缴了各投降部队驻地表、花名册和武器清册，并就中国军队接管杭州城防等事项领受中方训令。

　　不过，由于日军代表提出，原本投降应包括厦门的海军，可他们一时联系不上，没法马上投降，中国代表表示需要和战区司令长官汇报后才能答复，于是就命令日军代表就在宋殿过夜。

　　这几个日军代表，原打算当天回杭州，听到这个命令后，不禁面面相觑，心存疑虑又不敢违抗，只得留下。直到5日上午，他们接受了中方的备忘录后，才得以返回杭州，富阳洽降结束。

　　实际上，富阳宋殿的洽降，原是为在杭州受降做准备的。但由于杭州没有再举行投降签字仪式，富阳人民就以为宋殿的洽降就是侵浙日军的投降签字仪式了。

　　“想不到宋殿这个当年日军耀武扬威、无法无天之地，却成了他们低头认罪的投降之地，这也是报应吧！”胡雷兴老人说。

　　等到1946年7月，当时的富阳县在行政区划调整时，为纪念抗战胜利，纪念宋殿村发生的这一历史事件，并永远记住侵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就把宋殿村所在的乡取名“受降乡”，成为全国惟一一个用“受降”来命名的地方，后来行政区划更替，又有了“受降镇”和现在的银湖街道“受降村”。

　　1995年，富阳又修缮了宋作梅的住宅，并取名“受降厅”，还在千人坑遗址竖起了大型花岗石纪念碑。这两个遗址如今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向公众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