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到处色彩斑斓，这是一个收获的好季节。我有幸参加了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华传世藏书》简朴而隆重首发式。

　　在这样一个时节和这样一个场合，当台上这套巨著揭幕，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这是一座山，这是一座用书垒起来的山，不，它不仅仅是“书”垒起来的山，而是用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和历史智慧积累起来的一座高山。它的山脉显得非常雄伟，它的山脚根基显得非常深厚。

　　看了这套书，我们油然地会产生一种敬畏、敬意，这就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敬畏。同时，也对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各位专家学者、出版发行工作者所付出的各个方面的劳动心生敬佩。

　　《中华传世藏书》是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许嘉璐先生、柳斌杰先生等担任顾问，尹小林先生担任主编，由国内一大批专家学者经过长期努力新推出的大型丛书。

　　这套丛书的出版具有丰碑性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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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传世藏书》的出版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大事件。它的组织编纂出版，说明许多专家学者和出版部门是有战略远见的。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有着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之所以立足于世界，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中华民族，中国之所以是中国；我们之所以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就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历史文化。它们滋润着这片大地，哺育着我们的先辈，它们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之中，它们还将铸就我们的未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于个人，如果没有历史文化的熏陶和涵养，无视或摈弃人类的历史文化，他是不可能立足于世的，也是不可能行稳致远的。我们之所以对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感到自豪并且充满自信，是因为我们不但有道路自信，不但有理论自信，不但有制度自信，还有文化自信。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历史文化所造就的。泱泱大国，最重要的就是它悠久的历史文化。

　　那么，浩瀚无比的中华传统文化怎样传承？怎么弘扬？怎样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和未来的进程中不断迸发出它们应有的活力和价值？从文化传承的视角来讲，大的方面的载体，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物态化载体，就是在物态化上内含或体现着历史文化。比如各种器物中，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所承载的文化。再比如各种文物，这些都是物态化的文化传承。第二个大的途径，那就是通过我们的人态化，也就是我们人主体自身，人类通过一代一代地繁衍和语言、行为来实现传承。比如，我们从父母辈那里传承历史文化，孩子们又从我们这里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第三个是文态化载体。这个对历史文化传承和发展至关重要。这个载体我们叫“文态化”，不一定十分贴切，可以讨论，如通俗一点讲,也可以叫“纸态化”（文字）。我们讲的书籍、报刊杂志，古代的竹简等，都是用文字记载的历史文化。这种形态可以大量集聚文化信息，而且容易保存、传播，是高度浓缩的，可持续传习的。也就是说,通过大量的文字将各种信息转化为书籍，使历史文化得以比较系统地传习、传承。虽然它的信息保存和传承也会有一定的失真，但相对来说，它的保真性还是最强、最可信的，又是比较系统的。

　　人类的文明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种文献及其在这个基础上的教育来推进的。对知识的传播，中国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大量经典藏书文本问世存世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盛世修志、盛世出典，更将传世经典的汇集出版推向了历史的高峰。比如,《四库全书》的问世就非常有代表性。我们的文化或者说传统文化的传承，主要还是靠经典古籍的流传。

　　当然，现在还出现了一个新载体，那就是通过电子网络来传承，网络化、数字化又是一个重要方向。也可以说这是第四大载体，是一个具有无限容量、更易传习使用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形态。毫无疑问，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机器人）将越来越成为历史文化和一切文化的保护、传承、交流、传播和开发运用的新平台。

　　《中华传世藏书》的出版，我认为，对于我们传承中华优秀灿烂的历史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讲对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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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中华传世藏书》出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一大成果。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出版社以及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推出的这套大型丛书，是落实党中央、浙江省委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一个重大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非常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取得了空前成就。长期以来, 浙江省也非常重视对传统典籍的整理、出版、研究工作。

　　早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就组织了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并亲自担任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主任，还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专门作序。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一期已经完成，现在又开始实施第二期。自2005年至2015年，一期工程耗时十年，设立研究项目811项，专项投入超过6000万元，出版学术著作600余种、千余册，有力地推动浙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跃上了新台阶。如此大的规模，如此大的投入，如此多的成果，如此好的影响，开了全国省级人文社科领域大型学术研究之先河。

　　这一次出版的《中华传世藏书》，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重大成果，是落实中央和省委精神的一个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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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中华传世藏书》的问世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也具有丰碑性意义。

　　我们知道，在中国历代编纂的大型传世经典丛书中,其规模、影响最大的，当属清代乾隆年间举全国学者之力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收录了我国各类经典书籍3460余种，总字数达7亿之多，被称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图书编纂出版工程。而《中华传世藏书》总体上依据《四库全书》，又根据后来文献研究的新进展和现代人的阅读习惯，精选了自先秦迄晚清2000余年间中国历代典藏691种。

　　《中华传世藏书》出版，它在古籍文献研究、古籍编校出版等方面都有不少创新。《中华传世藏书》不但选择了最好的、大家公认的最可靠的版本，而且还把繁体字转为简体字，并重新标点，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它不是简单的对《四库全书》的回归，这里面有自己的创新。编纂者们站在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当代的学术水平基点上，运用了现代人的知识和智慧，并力求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以此来重新编校出版古籍经典。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如此规模、如此做法的，我认为，可以说是具有一定开创性意义的。起码，对经典古籍如此规模的现代性转化，迄今为止还是开历史之先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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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传世藏书》出版，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和亮点，就是运用了现代互联网技术，也就是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化技术。把这些新技术运用到整理出版传统经典古籍上，必然会催生新的业态、新的产品和新的衍生技术。

　　出版社的同志告诉我说，这套书洋洋洒洒2亿字，共166册，前后大概花了十年，但正式编纂出版只花了两年时间。我就想，这要花多少编校人力啊，或者说编校质量会不会有问题？看来，我的观念落伍了。没想到出版社是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新技术，大量的基础工作是机器做了。当然，也少不了人工，最终还是要花很多人工来核校、检查的。

　　这个项目就非常典型地说明，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科技可以相结合，两者结合好了就可以焕发新的生命，产生创造性奇迹。新动能、新变革、新业态就是从这些契合点上成长出来的。这套大型丛书的出版，可能会促使我国传统古籍出版业发生一场新变革，虽然不是全面碾压传统做法，但肯定是我国古籍出版的一个重大创新，肯定会对中国的传统古籍出版产生变革性影响，会推动它们转型升级，开辟新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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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有理由说，《中华传世藏书》是对《四库全书》的继承、发展和超越，它吸收了《四库全书》的精华，又兼收历代未被《四库全书》收录和《四库全书》问世后的一些学界公认的重要典籍，还尽可能运用了现代编校新技术满足当代人的研习需要。凡此诸多优点，使它当属《四库全书》之后我国典籍传承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十分耀眼的事件。

　　这项巨大的出版工程，虽不能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这个来者里肯定会有你们——这套丛书的出版者们。尽管，你们只是“现者”，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来者”。这也就是说，希望你们继续站在这个领域的最前沿，不要被人家超越，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

　　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这些年来发展很快，集团已连续十次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2016年并入选全球出版企业50强。你们已成为推进文化浙江建设的重要力量，也为全国出版行业增了光彩。出版业也要有精品、有品牌，《中华传世藏书》就是大品牌。从《中华传世藏书》的出版，可以看到，浙江出版人是有事业心的，是有情怀的，是敢担当的，是有魄力的。

　　我相信，浙江出版人今天树起《中华传世藏书》这座丰碑，将对传承中华传统文脉，弘扬新时代精神，提升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做出积极的贡献。希望你们继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