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郭根发（左）和科学家高社干。

　　郭师傅叫郭根发。

　　“树根的根，发展的发。”坐在记者面前的郭师傅精神矍铄，人瘦高个，说一口普通话，出生于1953年的他说自己的名字有那个年代的印记。

　　聊天地点是在河南郑州新郑机场，郭师傅来接去深圳开会返回的高社干，也就是《科学家的司机》一文中的科学家，河南科技大学医学院院长兼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

　　11月初，这篇《科学家的司机》刷屏朋友圈，里面讲述了一位司机长期受医学博士影响而熟知食管癌研究知识的故事，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和兴趣，连带着科学家和司机都成了网红。

　　说起这篇文章，郭师傅说，“搞研究的人就是厉害，我那天就和他聊了两个小时，他竟然全记住了，还写出那么好的一篇文章，真厉害。”

　　“我挺开心的，觉得高院长他们十几年坚持做的事能被这么多人知道。做研究真的不容易。”

　　郭师傅眼中很不容易的科学家高社干，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的生活和工作是怎样的，为何一个司机会对他的研究如此熟悉……带着疑问，记者走近了这位网红司机背后的科学家。

　　司机与科学家都是有心人

　　郭师傅在四川当了5年兵，1976年进了医院车队。“医院几经改名，发展成现在的河南科技大学附属医院，我这么多年就没换过地方，很多年前医院就有医生去林州调研食管癌高发的事，高院长来了之后也是一头扎了进去。我经常跟他们一起去，有时帮着维持秩序，管管后勤什么的。”

　　“郭队是个有心人，他好问，我也喜欢和他说，因为和别人聊天有助于理理自己的思路，有时外行人的一句话说不定就触发了灵感。”高社干习惯叫郭师傅郭队，因为他来医院时郭师傅是车队队长。“郭队比我们大，我们都很尊重他。他把我们的研究用他的话表达了出来，我看到文章后，也很欣慰，因为让普通老百姓弄明白你在干什么是很有意义的。”记者到河南前联系上高社干，他这样说。

　　当记者把高社干的评价转述给郭师傅时，他连连摆起了手，“我就是好奇多问问，高院长才是有心人。他能把他听到的或看到的很多事都与他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就说文章所提到的那个PG菌（牙龈卟啉单胞菌）吧，我听他聊过，那是几年前他去美国参加一个学术会，有一个研究口腔的人提到这个菌，高院长当时就想到这会不会和食管癌有关系？他回国后就开始研究，你说这不叫有心人叫什么？”

　　“还有，他们去农村调研，都是半天取样本半天做义诊，给村民带去方便，而不仅仅只顾自己的科研。不管是大教授还是名医生，吃饭什么的就在村里支个锅，吃大锅饭。为了等外地打工的人回来，他们都趁年底和正月里去，真是不容易。”

　　“这个写文章的专家也是有心人，写得真好，这个文章最后的数字就是指多少人看过吗？”

　　“是的，10万+了。”

　　“真好，高院长他们做的事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晚上的时间才是自己的

　　傍晚六点，高院长他们的飞机落地。

　　个头不高，一说话嘴角、眉眼处就散发出笑意，这是记者对高社干的第一印象。

　　红蓝相间的格子衬衣外面一件藏青色西装，“去参加了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光动力专委会青年委员会暨专业组成立大会，我推荐了我们医院的一个年轻医生，做科研依靠的是团队力量，得多给年轻人创造机会。”其实，在搞食管癌研究的队伍中，出生于1968年的高社干也属于比较年轻的。

　　高社干说话家乡味还是很浓的，他说自己从上学到工作就没离开过河南。

　　高社干说，自己平时常要出差，“人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做科研，也要走出去，得知道同行在研究什么。”

　　第一次和高社干联系时，他说晚上10点到凌晨2点，他都在的，可以打电话。话题就先聊了他的这个作息。

　　“我白天的事挺多，有医院的，有学校的，很难静下来，而只有深夜是属于我自己的。人静下心来才能做事情，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与美国的时差，我可以在晚上和那边的专家连线探讨一些问题。”高社干说，虽然晚上工作到很晚，但早上一般7点多起床，中午休息一个小时，这样一天的精力就保证了。

　　高社干晚上都是在医院的办公室工作，“在家里不行，会影响家人，我现在也意识到父亲角色的重要性，所以中午我都会回家吃饭，可以和小女儿见个面，聊聊。”高社干有一儿一女，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他说自己以前忙工作忽视了陪儿子。高社干的家离他医院只有5分钟的步行路程，“住得近，不耽误时间。”

　　从事食管癌研究这些年，高社干已经记不清自己和研究团队因为调研，往返洛阳和林州之间有多少趟了。

　　他说，“我觉得，到村里去，到老百姓中间去，才是真正做研究，我想，研究从来不是只在实验室里看数据。”

　　照顾病人情绪，要求病情用英文写

　　晚上8点多，我们一行顺利到达洛阳。

　　“欢迎来到洛阳，咱们先去喝碗羊肉汤，然后我再回趟医院办公室。”高社干在自己的碗里加了一大勺辣椒。

　　高社干的办公室在医院肿瘤内科住院区15楼的走廊尽头， “我的办公室很乱。”开门前，高社干笑着说。

　　据了解，这住院区是由一间酒店改造的，每个房间都不大。

　　办公室内的确很拥挤，靠墙处堆放了很多资料，紧挨着窗户放了张单人床，中间一张大点的办公桌，边上还有张很小的。每个桌上摆了台电脑，高社干介绍一台是医院，连接病例的，一台是他个人的。

　　此时已近9点，很多病人休息了，高社干带着记者稍微转了下。记者注意到病人床头的病历卡上，有一栏都是写的英语，有一病人的是“myeloma”（骨髓瘤）。

　　当晚值班护士宋佳说，“这是我们高院长规定的，关于病情要用英文写，这是为了照顾病人和亲友的情绪，他们不用直接面对一些敏感的字眼。”

　　据介绍，从2010年起，高社干就要求在肿瘤内科的几个病区，医护人员查房交接班时，必须用英语交流。“我有多方面的考虑，主要是为了带出一个好团队，我们既做临床医生又做研究，病房内是很重要的一个授课场景，那就无法回避病人的一些情况介绍，可是‘肿瘤’‘病变’‘复发’‘转移’等词汇对患者来说太过刺激和不尊重，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者，做研究掌握英文是必须的，所以我就做了这要求。”据介绍，当时为了学习专业词汇，科室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每天早上每个人轮流领读背诵，慢慢就都掌握了。

　　“大家一起背单词，倒是也挺有趣的。”医生孔国强说。

　　科研和生活不是割裂的

　　在带领团队上，高社干也想了很多招。除了学英语，每周一晚上是他们的学术沙龙时间，在医院一楼一个简易会议室，要求每个人汇报这一周来自己所负责那一块的进展，如果他出差，就推后一天。“科研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做出来的，我们团队目前有100多个人，目前取得不少成绩，大家也都越干越有劲。”

　　“我的导师啊，一工作起来就很兴奋，你看，聊起我们团队，整个人散发出的那种激情，我们怎么好落后啊。”高社干的研究生，现在肿瘤内科做医生的贾瑞诺，正好当晚值班，笑着和记者说。

　　采访中，高社干提到，他一直记着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民说过的话：食管癌是中国人的疾病(数据显示，全世界目前每年食管癌患者约57万人，中国就达到25.8万人)，中国人的病就要中国人来研究。“科研和生活不是割裂的，科研就在我们生活中，做群众需要的科研才是真正的科研。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科研者，只是在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