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天童寺佛殿，出自恩斯特·柏石曼《中国的建筑与景观》，1906-1909年。下图拍摄时间2016,04

　　余姚龙泉山鸟瞰。上1877年，东亚视觉图库，中1918年，西德尼·戴维·甘博(Sidney·David·Gamble），杜克大学图书馆藏，下2015年9月

　　海宁盐官安国寺唐咸通经幢，清末，格特鲁德·贝斯·华纳（Gertrude Bass Warner）幻灯片，俄勒冈大学图书馆藏，对比2008年9月

　　浙江在线11月25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马黎 通讯员 杨琳惜）唐纳德·曼尼（Donald Mennie）——苏格兰裔美籍企业家、商业摄影师，这是个有点陌生的名字，但他的工作你很熟悉。1899年之前，唐纳德·曼尼来到上海，任上海屈臣氏大药房的董事经理，1899年开始先后受雇于北京、上海的出版公司，并从事商业摄影活动。

　　应该在1920年之前，他来到桐乡濮院镇。小桥流水人家，典型的江南古镇风，他站在一座石拱桥前，按下了快门。

　　这张照片，被错放到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的相册里，照片下的机打注释是：镇桥，江苏，中国（Main Village Bridge,Kiangsu,Kina），流传了100年，如果唐纳德·曼尼知道，他大概会很不高兴。

　　不过，阴错阳差，柳暗花明，这才是人间最有意思的地方。

　　100年后，海宁小伙子徐超在桐乡濮院古镇考察，回来整理照片时，突然发现一张濮院镇王板桥，与唐纳德·曼尼的那张石拱桥老照片很像。再仔细一对比，两人拍的角度居然也一模一样。虽然照片左侧房子临河一侧的水阁楼被拆除了，石拱桥的石栏望柱头也断裂了，但照片中石拱桥的长系石位置（红圈）、桥墩金刚墙和河埠的砌法（红框），甚至9块砖头的数量等细节完全惊人一致。

　　他肯定，两张照片拍的是同一座桥，也就是濮院王板桥。

　　100年的影像、历史、时空，奇妙的重合。

　　徐超想用自己的方式，记录城市的变迁。

　　这个在海宁文保所工作的年轻人——他在博客和微信上的网名是“硖川居士”，让人误以为是个中年人或者老先生。前两天，记者走进他的办公室，真实的徐超是这样的：戴着眼镜，斯斯文文，大学生模样。一问，1987年出生。

　　近十年，他在做的事，就是工作之余利用周末，走遍浙江各地，寻找百年前老照片里拍摄过的地方。

　　我们的城市，生活，究竟是怎么变成现在的样子的？它变了多少，怎么变？有没有不变的？

　　他说：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这些，或许可以通过考证和实地踏访得知。

　　偶然看到的一张照片

　　让他开启寻访之旅

　　徐超学的是历史专业，平时也喜欢摄影，他认为照片是重要的史料，图像表面的信息很直白，但有很多可挖掘的细节，是超过文字的。“文字是书写者的主观表达，照片也一样，但是相对来说，照片附带的信息更多——我想给你看这座桥，但拍出来的信息一定会多于这座桥。”

　　大学开始，他就有在国外图书馆、大学公开的网站上搜集老照片的习惯。

　　毕业后，他先在海宁的中学当历史老师，2015年到海宁文保所工作。除了衢州没去过，浙江的大部分地区，他基本都跑遍了，跑得最多的是杭嘉湖一带。作为海宁硖石人，他对海宁的一物一景，更是非常关注。

　　2012年，徐超在微博上发了一张塔的照片，这是海宁硖石镇东山上的一座宝塔。北京有个研究老照片的学者徐佳宁看到了，发来另一张老照片问：这是不是你们海宁的照片？

　　这张照片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摄影师为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摄于1869年。

　　约翰·汤姆逊是苏格兰著名摄影师，第一个最广泛拍摄并传播中国的西方摄影家，1867—1872年间，他背了3个大箱子，走遍中国南北各地拍了很多照片，最后一站是宁波。而徐佳宁是约翰·汤姆逊的著作《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的译者。

　　但徐超一看，感觉不像，一座山一座塔，这个情景江南一带并不少见。

　　很巧，徐超的朋友发了一张照片，他在苏州科技大学教书，校区在苏州石湖边上。徐超一看，景色跟约翰·汤姆逊的照片很像。他在网上一查，信息都对上了：桥还在，是行春桥，此地是石湖很有名的景点：石湖串月。

　　确认是哪里，感叹下岁月流逝，从一张照片的解读来讲，可以结束了。

　　但徐超有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去那个地方再拍一下？

　　2014年，他去苏州，手机里存着这张照片。

　　过了145年，周边环境肯定变化很大，他想找到相对来说变化不大的，一般来说，就是山，山形的走势。

　　他很快找到了同样的风景。

　　此刻，他站在一座桥上，底下小河流过，唯有此种高度，才能拍到同样的山和桥。

　　但老照片里看不到河，也无法知道摄影师是不是站在取景框外的桥上。照片里一定还有更重要的信息。

　　他再仔细看，照片左下侧，隐约有几个模糊的人影。

　　可以确定了，145年前，约翰·汤姆逊也跟他站在同样的桥上，拍下了眼前的风景。

　　他做了一个动作：一只手打开手机，对照着同样的风景，另一只手按下了快门——这也成为他此后每次寻找的固定动作。

　　山的形状，塔和桥的位置，完全吻合。

　　可以完美结束了吧？不，他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约翰·汤姆逊当年的照片，有一种安静的美，同样的角度，同样的桥、山、塔，145年后再拍一张，为什么就不好看了呢？

　　徐超发现，只有到了现场，才会发现原因，过去好看，现在未必：“一对比，就发现了变化，古今微观地理的变迁。你去实地重新探访，风景已经变了，视角也不好看了，但是也能在同样的位置体味当年拍摄者为什么选择这个角度。这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一种历史感，一种变迁，这是很有意思的。”

　　照片中的细节

　　是历史的坐标

　　那次实地考察，让他决定继续用这种对比考证的方法，重走历史现场。

　　意外，越来越多。

　　一张目前藏于俄勒冈大学图书馆的幻灯片，大部分海宁人可能会一眼认出照片中的经幢，就在海宁盐官安国寺，唐代咸通年的经幢。图书馆档案信息显示，照片摄于清末，来自女摄影师格特鲁德·贝斯·华纳（Gertrude Bass Warner）的幻灯片，照片中被人群包围着，站在一条泥泞的小路中间调整相机和三脚架的外国女人，就是她。但这张照片是谁拍的，信息显示未知。

　　这个景点很有名，徐超2008年9月去拍过，当时他还没见过这张老照片，只是随手一拍，“你可以发现近一百年来，这个经幢没有破坏，它的每一个缺口在1904年的照片上同样存在。”

　　给他意外的不是这张照片。

　　2012年夏天，徐超当时还是老师，暑假带着朋友嘉兴的庄先生去看这个经幢。

　　去安国寺必须经过一条小巷，叫做北寺巷。那天，走在这条路上，朋友眼前一亮：这不是同一个地方吗？

　　格特鲁德·贝斯·华纳那张被很多网站刊登过的经幢照片前，还有一张照片，一个编号26，一个编号29，他俩都见过，就是这一张——

　　两张照片的注释都写着：中国乡村。这位女摄影师又出现在照片里。经幢很明确在安国寺。可是这张照片，很普通，像是随手带过的，也没有人知道究竟在哪里。

　　徐超仔细一看，非常兴奋，这和安国寺经幢真的是同一个地方。

　　线索在照片右上角那个小小的照壁上。

　　海宁以前叫盐官县，产盐。有一条记载，明洪武时设场署于海宁县时和乡徐家坝。永乐九年(1411)毁于海患，场署遂移至安国寺东。

　　这个机构到民国，一直管盐，徐超又去查了民国时期的地级图，这里标明“盐务秤放局”，是一个盐务机构。

　　徐超判断，照片中的盐场，就是历史上的许村场。

　　为什么是许村场？

　　“老照片上面的建筑跟普通民居不一样，是官式建筑。它又有照壁，衙门前面一般都会有。而且地点又在北寺巷，路也还在，靠近经幢，可以说就是以前安国寺范围以内。

　　你单独看这个照壁，看不出什么，但看照壁的细节，虽然翘角没有了，砖砌的形制完全一样。

　　“这太奇妙了，其他完全面目全非，但是照壁还在。”

　　谁会知道，当年摄影师走出安国寺后，在路边又拍了一张照片呢？100多年后，如果徐超和朋友不去现场追究这张“多余”的照片，当年的许村场，依旧堙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通过照片的发掘、对比，我们才知道这是哪里，这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它本身作为建筑，很普通，但作为地理的定位，作为空间的历史坐标，对于盐务资料的补充，价值就很大了。 ”

　　百年前的“经典机位”

　　为什么变了

　　最巧的，是宁波天童寺。

　　2016年4月，徐超随手拍了一张法堂的照片。

　　“回来后，我才发现日本人常盘大定、关野贞编的《支那文化史迹》，1939-1941年出版，这本书里居然也有一张同样角度的照片，几乎一模一样。我没有看过这张照片，但我下意识也是这个角度拍过去，这是个偶然，我没有想要对照着拍（后来剪裁过），但角度是一样的——好看的角度，正好跟他一样，人的审美是相通的，这种偶然的重合、重逢，感觉也很奇妙。”

　　当然，古今对比，大部分情况是，面目全非。

　　1917至1932年，西德尼·戴维·甘博曾多次来到中国，用社会学和现代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社会进行了考察，包括问卷调查、实地访问、拍摄照片及影片，记录中国各地社会风俗，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档案。这些老照片现存于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并在网上公开“甘博摄影专辑”，总数量约5000张。包括1918年西德尼·戴维·甘博拍摄的一张余姚城的老照片。

　　“典型的江南民居风景，如果不放大看，就是一片屋瓦，放大看细节，岸边其实是城墙，因为县一级的城墙比较矮，很像房顶。照片中最高的建筑，是位于姚江北侧中心的两重檐城楼，叫舜江楼。舜江楼正对着一座三孔两墩石拱桥，联通两岸，现称通济桥，又名舜江桥。”

　　徐超后来又发现了一张照片，拍摄时间更早：1877年，同样的角度，但位置可能不一样，一个是山顶，一个是低一点的山腰。

　　“为什么这个角度有这么多照片？说明当时这个拍摄机位肯定是比较有名的一个点，视角差不多，就像我们拍西湖，肯定有一个最好的点。”

　　2015年9月，他带着这两张老照片来到余姚，寻找一百多年前的“经典机位”——对余姚人来说，城中西边的登高处，就是著名景点龙泉山。

　　徐超爬上绿植繁盛的龙泉山，拍下了同一视角的对比图。

　　那天天气不太好，远处的山看不见。但这三张照片放在一起一比，改变太大了，一种猝不及防的视觉冲击。

　　1877年到1918年，风景几乎没有变化，无非镜头一个近，一个远。但到2015年，舜江桥还在，舜江楼也在，其他已经面目全非，看起来，它跟其他城市没有什么区别。

　　“风景变了，好看的角度也变了，城市更加如此。如果现在要拍城市宣传片，摄影师不大会选择山上这个角度拍吧。所谓‘千城一面’，我现在也在想，以前南方的小县城都是这样的，但以前的‘千城一面’比现在要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