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2月10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李攀 徐子渊 通讯员 吴敏力 毛海挺）“小区里车位‘抢夺战’何时能消停？”

　　“老旧电梯的安全问题谁来负责？”

　　“居民遛狗问题该管一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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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温岭市政协主办“物业革命”专题恳谈会。U字型会场内，100多位政协委员、政府部门负责人和群众代表面对面，坦诚互动；线上，13万名网友“辣味”十足的“弹幕”刷爆了直播页面。这是当地首次将民主恳谈融入政协协商。

　　走出热闹的会场，陈奕敏兴奋地挥动双手，“这‘辣味’，19年了，都没变！”

　　19年前，一颗基层民主的种子意外播撒在温岭，在当地党委政府悉心呵护培育下，破土而出，茁壮成长，时至今日依旧生机勃勃，无数人的生活因为它而改变。

　　这其中，就有陈奕敏——温岭民主恳谈会发起者之一的探索和付出。

　　/ 不经意 /

　　办了场“焦点访谈”

　　时间拉回到1999年6月。

　　那个初夏，天气热得格外早，无休无止的蝉鸣透着夏日的焦躁。时任松门镇党委书记朱从才望着窗外刺眼的阳光，眉头紧皱——上级决定在松门开展一场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试点，“农民文化程度不高，灌输式的讲课，效果肯定不好。”他琢磨着换换形式。

　　恰好，在温岭市委宣传部工作的陈奕敏被派往松门镇指导试点，那一年，他35岁。年轻干部脑子活，他出了个主意，“不如赶赶时髦，办一个‘新闻发布会’，村民自愿参加，自由提问，镇干部来‘接招’。”朱从才一听这点子新鲜，点点头同意了。

　　多年后，回忆往事，陈奕敏说，那个点子并非拍拍脑袋想出来的。从事宣传工作多年，他隐隐约约察觉到，当时基层群众思想悄然发生改变，“过去‘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做，但慢慢地，大家似乎并不满足这样的现状，个性化的需求越来越多。”一次，陈奕敏在基层走访时，村民听说市里来了干部，当面“告状”：镇里要买公车，这钱就不能用来建市场和学校？

　　矛盾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动因。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下，利益诉求多样化，群众对基层民主发展的渴望更为迫切。199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可究竟该如何推动基层民主发展，各地仍在探索。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全国民营经济的先发地之一，温岭，在历史的必然和偶然下，站到了改革的潮头。

　　“新闻发布会”的盛况出乎预料：能容纳300人的镇政府4楼会议室，涌进了五六百人，一场“风暴”骤然而至。“上面明明有新政策，自产自销不用交费！凭什么没收我的秤？”论坛一开场，一位菜农便一把拿起话筒表达诉求。核查后，工商所负责人当场向她道歉并归还秤具。还有一位村民直接向分管城建副镇长“开炮”，要求详细说明一笔款项的用途和去向。说是论坛，现在看来，更像一场“吐槽”大会。

　　10多年过去了，会场上每一个小细节，陈奕敏都记忆犹新，“群众奔走相告说，温岭有了自己的‘焦点访谈’，我听了也很高兴，群众表达诉求，维护权益有了新通道。”

　　有人高兴，也有人不悦。改革，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你怎么搞出这么个‘鸡飞狗跳’的东西？”有乡镇干部指着陈奕敏的鼻子责问。

　　“天塌不下来，放开手脚，大胆干。”温岭市委的领导多次给陈奕敏鼓劲，台州市委还专程到温岭调研，着实让他也松了口气，论坛最后被更名为“民主恳谈会”，并在温岭多地推广，随后它又被引入城镇居民社区、基层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等诸多领域。

　　/ 再出发 /

　　开辟新“试验田”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土生土长的民主恳谈会经历了一次次蜕变，日益成熟。

　　2000年的年末，朱从才给陈奕敏打了个电话：“恳谈会遇到了难题。”

　　陈奕敏纳闷：“挺好的事物，问题出在哪？”三言两语说不清，他跑到乡镇连续蹲点调研了好几天，明白了朱从才的苦衷。一场民主恳谈会，群众反映的意见多达数十条，但乡镇的财力物力人力毕竟有限，再加上事情总要分个轻重缓急，群众的个人诉求要个个满足难以持续。而另一方面，既然解决不了问题，民主恳谈岂不又成了空谈？

　　陈奕敏意识到，这种“漫谈”式的恳谈需要一些改变。

　　机遇，不期而至。2001年年初，牧屿镇（现并入泽国镇）正在筹建牧屿山公园，规划方案已由一家设计院做好，但群众意见不少，项目停滞，时任牧屿镇镇长的李海兵挺苦恼。

　　听说这事，陈奕敏脑子突然冒出了点子，他乐呵呵地敲开李海兵办公室的门，“我们要不搞一场民主恳谈？”“能行吗？”李海兵挠挠头，心里吃不准。“不讨论个人利益的得失，而着眼于公共事务，让恳谈会的光圈更聚焦。”上级党委政府同意并指导了他们的尝试。

　　这块“试验田”再次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群众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比如重建古楼阁、重新设计入园通道、配套娱乐设施……几乎都被政府一一采纳，工程也得以顺利实施。”其中有一条意见，让陈奕敏回想起来仍十分感动，一位群众认为，山上坟墓有碍风景，应当迁移，“这位群众自己家也有坟墓在山上，如果要建公园，他全力配合，马上迁墓。”他没想到，从“漫谈式”向“专题式”转型，民主恳谈的作用会如此倍增。一方面集体利益得到进一步体现和保障，另一方面，政府的公信力也得到提升，互利共赢。

　　2002年，陈奕敏在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上看到了这么一句：扩大和发展基层民主，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我更加肯定这次转型的方向是对的，就是要努力从制度和程序上保证人民群众充分反映自己意愿，依法行使民主权利。”

　　2004年，温岭市委出台有关民主恳谈的若干规定，明确镇级政府必须将民主恳谈作为决策的必经程序，并将此项列入政绩考核体系，民主恳谈开始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同年，温岭民主恳谈收获了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在陈奕敏的办公室，记者见到了这座沉甸甸的奖杯，它记录下民主恳谈的一次精彩转身。

　　/ 不“歇脚” /

　　一生专注一件事

　　温岭民主恳谈取得的成功，不仅吸引媒体的聚光灯，也得到了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2004年，一批来自北大、清华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到温岭蹲点调研，临别前，他们把一个问题抛给了陈奕敏：“民主恳谈虽然好，可法律依据呢？”

　　“我当时一下子懵了。”陈奕敏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一次出差途中，他偶遇了北京的一位学者，两人相谈甚欢。一天深夜，已经卧床休息的陈奕敏被一阵电话铃惊醒，来电的正是那位学者，他急促的语气里透着激动：“老陈，民主恳谈可以谈谈财政预算嘛！”陈奕敏精神一振，“把民主恳谈引入基层人大制度，民主恳谈作出的公共事务决策不就有了法律保障？”同时民主恳谈又可以激活基层人大，进一步密切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一举多得。

　　2005年，陈奕敏来到泽国镇、新河镇，和当地党委政府一起谋划公共预算民主恳谈改革尝试。两个地方，他设计了两套截然不同的试验方案。新河镇讨论的是政府全盘的公共预算，每一笔钱怎么花，老百姓都有发言权。而泽国镇则把预算中的具体项目安排“拎”出来，比如建设一条路、一所学校交给群众讨论，操作难度较低。但不管是哪种方式，当时在全国都开了先河，“政府的钱袋子不是你或我的，而是大家的，每个纳税人都有影响和监督财政预算的权利。”温岭的干部群众达成共识，渐渐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很快，参与式预算改革在各地推开。

　　2012年，《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实现民主的“中国路径”》中，这样写道：温岭的民主恳谈会，被称为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民主载体”，是中国民主发展的一个缩影。

　　这些年，陈奕敏的脚步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最近，他到温峤镇走访调研，惊喜地发现一度失修没落的温岭街正在修缮保护。镇干部告诉他，温岭市通过一项财政预算修正议案，额外增加了一笔古建筑抢救性保护预算经费，“这还真多亏了民主恳谈。”

　　民主恳谈日臻成熟，又收获过重磅奖项，有人劝陈奕敏可以“歇一歇”了，可他摇摇头。民主协商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让他倍感振奋，“我要做的还有很多。”

　　“民主恳谈会应当采用独立主持人方式，防止群众的个体意见被他人左右；一些议题在讨论前，可以通过随机抽签的方式确定参与者，保障每个人参与民主协商的机会；利用互联网技术让更多年轻人也参与进来……”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站在记者面前，两鬓斑白的陈奕敏侃侃而谈，神采飞扬，一如当年最初和民主恳谈邂逅时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