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北京12月18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黄小星）一切都空了。只剩下那扇门。

　　十五年后，它还包裹着建塑厂家的胶带，把手与门锁斑驳生锈。环绕的藤蔓迎来又一季枯萎。从门里看过去，是大片生长着芦苇与苍耳的空地，平静而直白。

如今的小汤山医院。黄小星 摄

　　十五年前的春天，时任小汤山医院院长的张雁灵，眼前的景象与这个初冬迥异。所到之处，曾经绿油油的麦子地上，人影穿梭、铁锹翻飞、机械轰鸣、灰尘弥漫，六大建筑集团同时在一个操作面上展开交叉作业，高峰期工人总数达到7000多人，24小时不间断作业。

　　他从没见过人员机械如此密集的工地，就像之前任白求恩军医学院院长的他，从没接受过比小汤山院长、党委书记更急促、更沉重的任命。

　　比任命更紧急的是病毒肆虐的速度——

　　2003年3月初，北京发现首例输入性非典病例；4月20日，北京报告非典病例339例；4月27日，北京非典病例累计突破1000例；4月29日，当天新增病例达到创纪录的152例；5月7日，北京非典病例累计突破2000例……

　　7天7夜建成医院

　　京城以北35公里，初冬的北京小汤山医院安于一隅。穿过喧腾的门诊，高大的白杨被干燥凛冽的风擦出沙沙的声响。一些疗养者在怀碧湖边散步或下棋，日光明亮而清冷。绕到后园，除了那扇门，再找不到非典的任何痕迹。

　　2003年的春天。一天之内，筹建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完成从决策、研究、勘察、拍板到开工。经过七个不眠之夜，5月1日深夜，医护人员将最后一张病床放进隔离病房。张雁灵仿佛听到，八达岭高速公路上，蓝光飞旋的救护车刺耳的尖叫声越来越近。

　　一个多小时后，当第一批非典病人到达，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座颇具规模、设施齐全的大型传染病医院，仿佛“诺亚方舟”现身眼前。

　　以病房为战场，张雁灵带领来自13个大单位114所医院的1383名医护人员，开始与SARS病毒的“肉搏战”。

医生在抢救非典病人。新华社资料图

　　生命闯关

　　初冬，方渤在一个人的家中。曾经是厨师的他，拆开一袋超市贩卖的大包装速冻饺子煮上。屋里格局基本没变，还是15年前的模样，陈设简单而干净。

　　15年前，方渤平静的生活，因大姨子突然到访打破。她从广州来京游玩，不久发烧入院。此后，一家九口陆续入院。

　　方渤起初以为是重感冒，直到被告知，他感染上了非典，病得很重。还没来得及害怕，三天不退的高烧已经击垮了曾经是运动健将的他。

　　连呼吸都是对抗的敌人。多位曾经的非典患者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最难受的是“憋气”：随时随地，一口气喘不上来，强烈的窒息感就会攫住喉咙与大脑。

　　一晚，方渤接到噩耗，与他相濡以沫20多年的妻子因非典去世。住院时，他们每天都要通电话，相互打气。

　　此时，哀伤与恐惧充盈方渤的心胸。

　　最让张雁灵难受的，也是生命消逝。小汤山之外，SARS病毒无忌肆虐，患者和医护人员都在倒下。

　　妻子去世后，方渤浑浑噩噩地过了许多天。直到一天，他起身上厕所，不小心，门砰地一声关上。他想开门，想呼叫，但气不够用了，胸憋、头炸，就像提前来临的死亡。

　　凭着最后一点力气，方渤用手指一点点把门抠开了。还是那个世界：清洁的病房，明亮的灯光，穿梭的洁白身影，一束正当花期的康乃馨在窗台绽放。那一刻，他决定，要活下去。

　　非典印记

　　许多人谈到2003年的非典，提到最多的词就是“隔离”。杭州上城区望江街道“在水一方”公寓，76家住户202位居民被隔离13天。这也是中国内地第一个大范围隔离区。

　　但许多东西是隔不住的。至今，在20年楼龄的“在水一方”的一号楼一楼大厅，仍悬挂着一幅非典时期的照片，居民章安琪写道：“非典使我们被隔离，隔离使我们更亲近。”大楼里，邻居们守望相助，亲如一家。

解除隔离后，杭州“在水一方”一号楼的小朋友跑出大门。视觉中国供图

　　“这些年，大家还像过去住在大杂院一样，在电梯里遇见，不管是老业主还是新业主，都会亲切地打个招呼，”韩萌芽告诉记者。如今，她是小区物管中心主任，非典后，居民们成立了杭州首个邻里互助会。

　　在北京，张雁灵回忆说：当时在小汤山医院，为更好地练技术，护士长贡献手臂，让小姑娘们一次次地把针扎在她身上；一位老人因为自己曾经把非典传染给老伴和护士背负巨大压力，拒绝治疗，护士就一口口地喂她吃饭，每喂一口，老人都要说声“谢谢”。

　　而除去身处险境的患者与医务工作者，非典给普通人留下怎样的生活印记？

　　有人记得，那年许多人从高考考场走出来抱头痛哭，因为临时启动备用卷，考题太难了；有人记得，被隔离在家，吃了两个月的“老干妈”配米饭外加酱豆腐。

　　普通人的生活里，一样有隔离不了的爱。

　　“我们在一起之后不久，非典横行，那段时间人心惶惶，她总是失眠，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在宿舍外面打电话唱歌，哄她睡觉，唱的是《一生有你》：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一遍又一遍，一直唱到电话那边安静下来，我才挂了电话回宿舍睡觉。”一位网友写道。后来，那个女孩成了他的妻子。

视觉中国供图

　　一场灾难，在普通人的记忆与生活里，是有痕的。

　　值得所有人庆幸的是，疫情一天天向好。

　　2003年6月20日上午10时05分，最后18名非典康复患者沿着绿荫掩映、细石铺就的马路迈出小汤山医院。闪光灯、鲜花与欢呼声汇集而成的海洋中，突然间，张雁灵被几位医护人员抬起来，抛向天空。

　　那一刻，正午的阳光太炙热了——热得就像毫无防备的笑容与泪水，一下子涌到张雁灵脸上。

　　新闻深读

　　后非典时期，反思与变革

　　“它像一个幽灵。”

　　张雁灵觉得，SARS病毒是此生最狡猾的对手。“它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快速致死性，是典型的瘟疫，可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回忆15年前，他对记者说。

　　15年前，已取得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终身教职的李玲，接到北京大学邀请，参与医疗卫生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不顾“一切后果自负”的警告，她收拾行李，回到长安街上都空无一人的北京。

　　一场惊心动魄的公共卫生危机，我们为什么能赢？它拷问了什么，又留下什么？

科研人员在检查快速检验非典的试剂。视觉中国供图

　　医疗战线被非典撕开大口子

　　“毋庸置疑，北京在面对与非典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时，由于缺乏经验，先期反应迟疑，导致北京成为继广东之后非典肆虐的重灾区，进而波及整个华北地区，并危及全国。”张雁灵记得，当时，目光所及之处，都是一张张神色凝重的面孔。

　　“卫生部领导分析认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存有缺陷，缺乏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制度机制和必要准备，直接导致我们在抗击非典的前期处于被动地位。”张雁灵指出。

　　回国后，李玲很快参与卫生经济基层调研。走了几个地方，她出了一身冷汗，“问一个地方官员，说起GDP来如数家珍，但问起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他们一无所知。”李玲庆幸，疫情只发生在几个大城市，没有深入乡村。

　　“缺乏统一的应急指挥系统，缺乏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预案，重大传染病疫情信息报告网络不健全，政府及有关部门难以及时准确地掌握疫情，应急医疗救治能力不强，相当多的医疗机构不具备应急设施，医护人员缺乏防护知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薄弱，”张雁灵停顿一下，“北京的医疗战线，当时被非典撕开一个大口子。”

视觉中国供图

　　“小汤山奇迹”的启示

　　与“幽灵”作战，张雁灵能做的，就是率领战士们严防死守。一套制度共计3章24节，约8000字，被印刷成46页的小册子，全院人手一册。有媒体将它称为特殊条件下的小汤山医院“军规”。

　　有护士因为给病人输液情急之下摘了口罩，被当成严重纰漏通报批评。小汤山医院的一条“铁规”是：绝不准用医护人员的生命为代价，去尝试新的方法。

　　58天里，小汤山医院先后收治非典患者680人，约占全国七分之一，其中抢救危重患者67人，除8人因多种并发症不治死亡，其余全部康复出院，创造了大规模收治非典患者病死率仅为1.18%的奇迹，全院1383名医护人员无一感染。这被世卫专家称为“医疗史上的奇迹”。小汤山医院内严格的管理和组织，正是“抗非”工作的集中体现。“中国政府的组织能力特别强，成功地控制了非典。”

　　非典改变了什么

　　“非典是个转折点，它让大家知道，仅仅抓经济发展是不够的，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可以让经济发展成果化为乌有。”2018年11月末，在北京大学朗润园，李玲对记者说，2003年之时，我国就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经济建设的“腿”很长、做得很好，但是社会建设这条“腿”就很短，但非典以后，“医改、教改，整个社会建设都跟上来了，非典是一场灾难，但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灾难推动的，它确实给中国社会带来转机。”

　　《人民日报》指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留给人们的思索是多方面的。“北京也在反思、总结和改进，努力将坏事向好的方向导引。预警系统、监控系统、疫情报告体系、社区防控体系的建设将明显加快，长期的公共卫生体系将逐步健全，突发事件和危机处理的能力得到显著加强，公共信息披露机制不断完善，政府协调能力和行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中国高效地解决非典问题，而且也促进整个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国有信心，就是应该从非典开始。”此后，李玲深度参与国家医改工作，“第一个是新农合，为什么15年来，我国再没有发生大规模传染病，是因为非典以后，中国建立了从村、乡、县、省一直到中央的无缝隙直报体系。”

　　除了这些最直接的进步。整个国家的发展观念也在改变，党的十七大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被写入党章。

　　2015年11月25日，埃博拉出血热疫情防控工作表彰大会在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摆在首要位置，切实做好传染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部分内容参考自张雁灵《回望小汤山》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