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可持续，资源保护与监管很关键——对话联合国粮农组织海洋与内陆渔业处处长叶益民

　　11月23日~24日，由浙江海洋大学和市科技局主办的2018Smartfish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舟山举行。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海洋与内陆渔业处处长叶益民作了题为《全球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现状、趋势和挑战》的学术报告，PPT里除了数字与表格，全是英文。

　　如此高端人物，原来出自浙海大。交谈中，记者得知叶益民曾毕业于原浙江水产学院，同时他还与母校同龄，由此，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人物印象

　　一身正装，亮框眼镜，脖子上挂着参会胸牌，西服衣领上还别着联合国粮农组织微章，说话间不时比划，甚至还不时冒出一些英文单词。这或许就是叶益民作为联合国官员的范儿。

　　他在舟山待了将近十一年，这里有不少他的青春记忆，也是他事业的起点。虽说他因为出差错过了母校的60周年校庆，但他每次来国内，无论是参加学术会议或是国际学科评估，一听关于母校的情况，他就会多问几句。

　　他的事业轨迹与浙海大很像，以前是专门找渔场，而现在，有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保护海洋，维护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制定渔业可持续发展规划与管理策略。

　　人物简介

　　叶益民，1958年11月生，浙江义乌人，澳籍华人。现为联合国粮农组织海洋与内陆渔业处处长。1982年2月毕业于原浙江水产学院海洋捕捞专业，留校任教。1989年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进修，并于1994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任上海水产大学 （今上海海洋大学）教授。1996年赴科威特科学研究院工作，任研究员。2001年去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任主任研究员。2008年进入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

　　从舟山的大学走出去的联合国官员

　　对话舟山：叶教授，从你的履历中，我们发现，你在舟山待了11年左右，先来说说这段记忆。

　　叶益民：我是1978年2月份来到舟山的。当时的母校很偏僻，文化娱乐生活也少，所以大家都很用功，晚上几乎是在教室里度过的。

　　当时，我们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学生，应届高中生在我们班只有两三个，其他都是高中毕业后在社会上历练过几年的，所以，大家都很珍惜那段美好的大学时光。

　　毕业后，我留校做助教，事情不是很多，应该还算清闲，再加上地处偏僻，我们的生活少了些多姿多彩与忙碌的节奏，更多的是乡村环境的宁静、悠闲与自在。当时学校的规模小，老师也不多，大家都相处得不错，学校对年轻教师的培养很重视。就拿我来说，1984年去中山大学进修了一年，1986年去意大利进修了6个月，这些学习机会对提高我的专业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一直十分感激母校对我的培养。

　　对话舟山：后来是什么样的机缘进了联合国，这恐怕是很多人好奇的。

　　叶益民：我先是获得了前往英国进修的机会，后来我的导师资助我读博，于是我读完了博士。回到国内后，进入了原上海水产大学，刚去时是副教授，两年后学校破格提我为教授。随后，我又去了科威特与澳大利亚，都是从事资源评估工作，在那两个地方总共待了15年。

　　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联合国在全球招聘海洋资源评估的专家，就去应聘了，他们看中我的专业技能，以及我具备在发展中与发达国家长期工作的经历与资历。

　　对话舟山：那么，联合国粮农组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你具体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叶益民：粮农组织是一个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技术性组织，总部在意大利罗马，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实现一个无饥饿的世界。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制定国际性的渔业法规、方针与政策，以实现可持续的、负责任的渔业发展，同时给成员国和区域性或国际性的组织提供技术支持以改善他们的渔业管理与发展。提供全球性、区域性或为成员国特制的技术项目，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从技术合作中实现技术转让与技能的培养。

　　对话舟山：十年的联合国职业生涯，你得到了什么？

　　叶益民：我们的项目大多在贫穷、偏远地区，看到他们的社会条件与生活状况，自然而然地会激起你为他们做点什么。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都尽心尽责。当地政府和民众总是对我们充满敬意和感激，这种时候我会倍加感动。其实我们只是做了我们的工作而已，而他们那种善良朴素的感情才是真正值得我们珍惜和感谢的。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渔业资源捕捞过度

　　对话舟山：感觉你的工作性质，很国际化，也很有意义。当然，你也知道，我们舟山群岛一直以来是国内重要的渔场，我们也很想知道，目前的全球渔业资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叶益民：全球的海洋捕捞产量曾在1996年达到顶峰，之后一直处于缓慢的下降之中。粮农组织每年会对全球的几百种鱼类种群进行评估与监测，以了解它们的资源状况，哪些鱼种捕捞过度，哪些种群的过度捕捞状况有所缓解，数量有所恢复，并就此发布《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报告。

　　根据我们的估算，目前，全球有三分之一的渔业资源捕捞过度。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对遭到过度捕捞的鱼类种群进行重建，以确保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与未来水产品的充足供应。

　　对话舟山：为何会造成这种过度捕捞？

　　叶益民：这主要是渔船过多，捕捞强度过大所致。从地区来看，发展中国家要比发达国家情况严重很多，主要原因在于渔业政策与法规不够健全，基础设施不足，管理措施不当，政策的实施和监管不力。当然，发展中国家存在比较严重的过度捕捞，这种现象与他们的生活水平与经济、文化发达程度有很大的关系。

　　对话舟山：据我了解，联合国不是有海洋法公约吗？就不能约束过度捕捞吗？

　　叶益民：当然可以约束，但是它的法律效应并不像主权国家的法律那样有效，并可以强制执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海洋法公约更多地是起到道德规范引导的作用。我们提倡并支持国际努力来保护世界海洋和海洋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地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

　　渔业可持续发展需各方努力

　　对话舟山：你现在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主要承担哪些工作？

　　叶益民：我现在的工作主要是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评估，制定相应的国际法规、管理策略。资源评估主要从鱼类的生物、生态特征以及过去的捕捞数量等数据，用数学模型来估算某一鱼种的生产力，再根据管理目标来提供相应的捕捞策略。这种科学方法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惯例，但在发展中国家并不普及。

　　就拿禁渔期与增殖放流等来看，这些措施会起到一些成效，但如果禁渔期解禁后，渔民捕捞得更凶，那么效果就会很差。所以，还是需要加强科学合理的资源评估，以达到管理目标的最大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对话舟山：例如，金枪鱼有配额制度，现在浙江也在浙北渔场开展梭子蟹限额捕捞试点等，这些是不是都是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

　　叶益民：对，配额捕捞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惯例措施，但它的科技要求与监管精度要求比较高。首先，你要做好资源评估，知道资源的生产力，再根据你所要的管理目标来确定渔船的数量、作业时间。然后再把可捕捞的数量合理地分配给各渔船。在渔汛中，对各渔船进行监控，一旦达到配额，必须停止捕捞。

　　事实上，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譬如渔船的卫星监控系统、图像系统及全球船舶追踪系统等可以准确地知道渔船的位置与航迹，从而为渔船的监管提供第一手数据。

　　对话舟山：这个船只定位手段，好像可以做到。除此之外，渔民与消费者可以为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做点什么呢？

　　叶益民：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渔民的长远利益是有好处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大量的减船减产会给渔民现时利益造成损害，这往往也就是渔业管理的阻力所在。所以，我们应该通过提高鱼产品的产业链价值，向高附加值的产品转化，并发展休闲渔业等来提高渔民的收入。这样就能转移过剩的产能，以达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对话舟山：那我们消费者又可以为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做些什么呢？

　　叶益民：消费者在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在欧美等国家，很多水产品都有“生态标签”，它告诉消费者哪一种鱼类产自可持续渔区，所以消费这种鱼不会对环境造成损害。如果大家都有环保意识，只买可持续的产品，那自然会对渔业产生一种压力，迫使他们不会捕捞过度。久而久之，大家都喜欢买可持续的产品，可持续鱼的价格也会更高，从而就自然而然地鼓励渔民及管理者作出更多努力，以达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每个消费者，可以做的，就是通过购买，来为可持续发展的海洋渔业作出贡献，而粮农组织也正在开发鱼类和水产品的可追溯标准，并为之做出积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