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丨青年茅盾的选择

　　1916年初夏，一位来自嘉兴的年轻人轻轻走进上海商务印书馆，他自报家门：“沈德鸿，道德的德，‘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鸿。”见门房一头雾水，他又连忙补充：“是翩若惊鸿的鸿。”门房仍未反应过来。最后，旁人忍不住插话：“是江鸟鸿。”

　　沈德鸿，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茅盾”。彼时的他，刚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距离20周岁生日还有两个月。百年前的这个有趣细节，映射出他的志趣和抱负，尽显书生意气、青春飞扬。然而，旁人的不解风情，也让他的入职略显窘迫。

　　刚刚过去的3月27日是茅盾先生的逝世纪念日。我们常常关注1927年后的现代文学巨匠茅盾，但大师不是一天“炼”成的。刚刚走向社会的沈德鸿，和当代青年一样，既怀揣着理想，也有着职业焦虑和对前途的迷茫。

　　动荡的年代，他是如何在生活逆流中一直坚定走下去，完成从沈德鸿到“茅盾”的成长和蜕变？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青年茅盾的选择。

　　一

　　茅盾出生在乌镇的“小康之家”，自小便有才名，既在礼义诗书等旧学问上出类拔萃，也是新思想风潮的受益者，从江南水乡一路走到北京大学。

　　然而，由于父亲早逝，家中经济条件变得不再充裕，茅盾读完预科后便只得加入求职大军，提前走出校门。初到商务印书馆，他在函授学社从事英文阅卷工作。

　　这是份什么工作呢？据记载，大概就是修改函授班学生寄来的课卷，工资是每月二十四元，是编译中最低的，不过工作相对轻松。之后两年，他又翻译科学小说、编著童话，在《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期刊发表一些论文。

　　在进入商务印书馆前，在老家的母亲曾极诚恳地给亲戚写信，请求他为儿子谋一个安稳的职位，远离官场。进入商务印书馆的青年茅盾，俨然已成为母亲理想中的模样。

　　但以文谋职，在他看来却只是为了生存，与“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相去甚远，未能实现自己的角色期待。待到顺风顺水地度过新人期，茅盾却躺在逼仄的宿舍里，久久不能入睡。是成为平凡人眼中的“江鸟鸿”，还是继续追逐青春理想？今后的路，又该怎么走呢？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选择的彷徨与被选择的无奈，让青年茅盾的心灵不断经历磨难。在《从牯岭到东京》中，他自白心境：“我对于文学并不是那样的忠心不二。那时候，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而我内心的趣味和别的许多朋友，则引我接近社会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一年夏天，大批青年的热血随着暑气一起升腾，他们在全国各地用各自的方式寻求救国真理。茅盾禁锢已久的热情，也瞬间被点燃。他带领进步学生，在故乡乌镇创办《新乡人》，在创刊号中热情地写道：“我们读书是欲求学问，求学问是欲尽人的责任去谋人类的共同幸福！”

　　一如后来他在《青年苦闷的分析》一文中写的：“正因为你是一无所有的青年，你的出路是明明白白的一条：为了大多数人也为了你自己的解放而斗争！”

　　这些话如今看来依然“炸裂”。在命运的网里，努力不一定收获预期，在动荡的年代，“打工人”沈德鸿在生活逆流中迎难而上，追逐着高远天空中的鸿鹄，追赶着心中理想的自己。

　　二

　　1920年，一个足以改变茅盾一生的“选择”出现了。在接到一份特别的邀请后，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来到了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在这里，他见到了陈独秀，以及陈望道、李汉俊、李达等青年。

　　茅盾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会见陈独秀……我们曾在上海报上看到他于1919年夏季被捕、关押三个月的消息，都想知道详细情况。他笑了笑，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话……”

　　秘密来到上海的陈独秀，带来了《新青年》，也给茅盾带来了新希望。在为《新青年》撰稿的同时，他愈加深入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并真正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后，25岁的茅盾便主动加入，以“沈雁冰”的身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从此将其文学理念与中国革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1927年的春夏之交，时局特别艰难。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国民党反动派出卖了、葬送了，国家瞬时腥风血雨、灰暗无光。茅盾“眼见许多人出乖露丑”，眼见身边人发狂颓废、悲观消沉。“幻灭”这个词第一次萦绕着他，成为心底的悲号。

　　为之奋斗的国民革命理想，如今看来却只是一片漆黑，人生也“只是一片空虚”，在文章中，茅盾用“疲倦”来概括这种状态，不安的情绪吞没了他。

　　此时的他，还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形同孤雁，被列入了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名单。该何去何从？沉痛的事实、窘迫的境遇，促使茅盾又一次回归文学，他再次拿起了创作的笔，想要“以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

　　9月的上海，葱郁的香樟树和绵延的花园里弄住宅环绕，茅盾隐匿于其中一间写字楼内。大革命中，火热的生活和悲壮的落幕在他笔下生动还原，他毫不留情地将矛刺向了反动派最深的毒瘤之中。

　　仅仅2周，茅盾完成了第一部小说《幻灭》的前半部，将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弱点的洞察，对大革命前北洋军阀统治下社会黑暗的控诉，以及发生不到一个月的南昌起义悉数写进了作品里。

　　也就是在这部作品中，他第一次使用“茅盾”作为笔名，迈出了文学巨匠的创作第一步。

　　三

　　眼下，时近清明，《子夜》里的小火轮早早驶离了时间长河，柳绿桃红的乌镇依稀仍有百年前的模样。茅盾故居，每天都有不同的来客。

　　茅盾临终遗言，要求追认为中共党员，建议设立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基金。伟大的革命事业与壮美的文学丰碑，正是茅盾一生的象征。

　　从青年茅盾的一次次选择上，我们又能读到什么呢？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青年的茅盾，有过彷徨、有过迷茫，但他始终于星火依微处寻光，于阴风怒号中呐喊，于神州陆沉之际挺身而出，将革命进行到底。

　　文学成了青年茅盾的“自救之舟”，但文学始终是他观照现实的镜子。正如有人说，“他是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作品里有生活，有人生，有时代洪流”。他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以笔为矛，排解内心深处的政治幻灭感，在艺术宣泄中找到另一种革命力量。

　　通读茅盾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艺术大纪事。茅盾的许多不朽之作围绕的都是血淋淋的社会现状，是纪实的文学报告，亦是现代革命的现实主义编年史。如记录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蚀》三部曲；又如宏伟再现了中国上世纪30年代初期社会现状的《子夜》。学者朱明曾这样评价《子夜》，“他(茅盾)四顾无人的霍地一声，把重鼎举起来了。”

　　青年茅盾试图从文学的窗口“伸出头去，倾听社会战场的风声”，正如他早期抒发的观点，“作家的人格，也甚重要；革命的人，定做革命的文学。”

　　支撑青年茅盾一次次选择的，依然是那坚定的家国信念。无论是自身还是在作品中，他都将个人命运放置在国家命运巨变的大环境中，将个人命运的走向与国家命运的走向紧紧相连。

　　正如茅盾自己所讲，“文学为人生”。这绝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他如长枪大戟、如风樯阵马的笔风中，蕴含着坚贞不渝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拳拳不息的为民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