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丨宋词的文风是怎么改变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标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都是各自时代文艺的巅峰体现。每种艺术文体，不是凭空而兴，也不会无故而亡，都是在跟所处时代的同频共振中，创造了独一无二的艺术魅力，才得以历经千年而不衰。

　　比如词这种文体，早在唐时便已形成；到五代时，花间词派和南唐词人，也让其发出璀璨的光芒，出现了温庭筠、韦庄、李煜、冯延巳等词中高手。但直到宋初的晏殊、欧阳修、范仲淹写词时，词在文体上还是小令一统天下，在功能上还是遣兴娱宾，在情感上还是伤春悲秋，进不了大雅之堂。可见，词虽已诞生近两百年，但依然改不了“诗余”的角色。像欧阳修、范仲淹这种大文豪，主业也是写诗作文，偶尔才写写词。

　　若不是后人主动求变，宋词便不可能成为与唐诗双峰耸峙的文学艺术门类。而有三位词作大家不遗余力地改变词风词体，不断地求变创新，对宋词走上文学巅峰是居功至伟的。是哪三位大家呢？

　　一

　　第一位是柳永。

　　在柳永之前，宋词是小令的天下，慢词很少。小令篇幅小、字数少，刚起了个头，就戛然而止了，总让人感觉意犹未尽。而有些令词的文体、韵味跟律诗、绝句也相差不大。而慢词的文本长很多，这样词体所能描绘的场面就会更加宏大，所蕴含的情感就会愈加丰富。

　　比如同样写杭州，用小令写，白居易的《忆江南》，三四句话后就只能匆匆结尾了——“何日更重游”，只见到了个杭州的影子；而柳永的慢词《望海潮》，就能很从容地写“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可以一唱三叹、尽情铺陈，把杭州之美完整展现。

　　有了柳永打头，后来就有很多人跟上了，因为慢词更适合描绘生活的大场景，抒写复杂的情感，此后慢词能和小令共分天下。

　　除了文体扩容，柳永词风的最大之变，是把浓浓的市民气息带进了词里。原来词的创作主体，基本是晏殊、欧阳修这样的士大夫，欣赏的群体也是文人雅士、达官贵人。

　　而柳永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定律。北宋进入仁宗时代，国泰民安，市民群体已然兴起，有了自己特定的精神需求。而词本身带有音乐和声调，非常贴合市民群体所需，能够下沉对接普通民众的需求。

　　柳永因长期不第，沉沦下僚，厮混在市井街巷，和底层市民、歌女打成一片。所以他的词里，有一种贴合时代生活的气息，这和身在朝堂之上的晏殊，写的都是“一曲新词酒一杯”的场景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晏柳两人的相遇，会出现这样经典碰撞的一幕——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

　　而柳永之词贴合时代之变，蕴藏了更多的市井气息和民间活力，让宋词从一群达官贵人的觥筹交错中、文人雅士的伤春悲秋中走了出来。柳词虽不高雅，偶有艳俗，但都是真情流露，扩充了宋词的新容量，开辟了新天地，才做到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脍炙人口，奠定了婉约词的主流地位。

　　二

　　第二人，当是苏东坡。

　　现代人评价苏东坡在宋词中的莫大功劳，是“以诗入词”，开创了豪放词派，让词拥有了更强健的体魄。

　　唐宋词是配合燕乐歌唱的，本是一种音乐文学。这就导致了词基本是闺怨思慕、文人伤春的基调，承担着娱乐抒情的功能。而柳永的出现，也没改变宋词的定位。他的词既是贴合这个时代，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迎合，他的词主要就是在歌舞场所表达情思的。

　　而苏轼就要打破人们对词的惯性成见，他要拓宽词的天地，开拓一个全新的时代，让词跟诗文一样，也拥有硬朗的骨头、深沉的思索。这样，东坡体的豪放词就诞生了。当然此前，豪放词也有零星的佳作，但作为文体，是苏东坡才让它真正成熟起来的。著名的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这样的豪气，是词里头未曾见过的。

　　在苏轼之前，词已经诞生两三百年了，但其天地始终没超过闺阁庭院，风格一直缠绵悱恻，长此以往，词的道路只能越走越窄，改不了孤芳自赏的配角之路。而苏轼的横空出世，带着强烈的革新求变的精神，让词的面貌焕然一新。

　　苏轼之前的词，题材、内容大同小异，句法、形式差别不多，这样很多词作非常容易混淆。如欧阳修和冯延巳的词就常混在一起，让后人难以辨别。在艺术上，若是一直从众，到最后只能泯然众人。而苏轼的词里却始终自带鲜明的艺术个性，有着他人难以混淆的辨识度。

　　虽然，苏轼以诗入词的佳作只有数十首，在其300多首词里占比不高，但如此大刀阔斧的变革已引来了巨大的震撼。他让大家明白，一种文体只有走出狭窄的天地，才真正具有生命力。

　　三

　　第三人，则是辛弃疾。

　　辛弃疾和苏东坡都是豪放词的代表，我们一般说“苏旷辛豪”。苏东坡生活的时代，从仁宗一直到徽宗初期，整个社会稳定繁荣，外来忧患也没使国家到危亡时刻。所以，苏东坡写豪放词，并非时代强烈的呼声，主要是自我对艺术的强烈革新意识。

　　而辛弃疾生活的年代，宋王朝经历了靖康之耻，百姓遭受了蹂躏之苦，抗金救国、重整山河的热情一直在朝野上下激荡。时代和百姓都急需激发爱国豪情的文学艺术。比如诗歌，爱国诗歌的代表主将就有陆游，一生都在用诗歌呼唤“王师北定中原日”。

　　所以辛弃疾的出现刚好是生逢其时。他是军人出身，是那种能在千军万马中取敌军将领首级的勇士。长期在刀光剑影中历练出来的豪爽之气，体现在他的词作里，这是其他词人难以拥有的。

　　自从南归之后，辛弃疾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屡次被黜，即便重被起用，也只能做地方官员，难以回到前线。这让一生都想回到疆场的辛弃疾，只能选择了用词文来抒发报国之情。

　　他只能在《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里“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里“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里“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

　　和苏轼相比，辛弃疾是以文入词，看他的词，已像一篇文章了，行文更加随意自然。辛弃疾身边，聚集了陈亮、刘过一批爱国词人，互相唱和，用词作表达爱国之情。如陈亮就写过三首《贺新郎》来应答辛弃疾，而刘过也和辛弃疾交往很深，词篇里洋溢着爱国豪情，如他的“腰下光芒三尺剑，时解挑灯夜语”，和辛弃疾的词风颇为相似。

　　辛弃疾把爱国豪情装进了词体这个本是柔软的躯壳，让词拥有了磅礴的气势和强健的力量，成为抗击金人的时代强音。而日后，一旦遇到民族危亡，这种壮怀激烈的词作都会应时而出。词的发展，在辛弃疾手里，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峰。

　　因此，有人认为，与苏轼相比，辛弃疾的创作，是引领了一个时代。

　　从柳永、苏轼、辛弃疾的创作来看，任何一种文艺若要打造巅峰，酿造不朽，首先要贴合时代，满足时代所需，而不能躲在小众的天地里孤芳自赏。但若一味贴合甚至迎合时代，没有自觉的艺术追求，就难以异军突起，得像苏轼一样，勇敢打破陈规旧俗，大胆创新，开创出自己的新路来。开创之后，还得心怀国之大者，家国情怀不可丢，不能对时代主题视而不见——这便是辛弃疾所做的，一生都在惦念收复故土，一生都在创作宋词报效家国，唤起人们的抗金斗志。

　　面对时代潮流，要紧紧贴合而不高高在上，要勇于创新而不墨守成规，要大胆引领而不盲目迎合，那么这种文艺就有生命力，就有穿透千古的力量，这也是我们所有文化工作者在宋词变革中得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