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治村之计”何以成为“治国之策”

　　在金华武义县后陈村的“后陈经验”展示馆内，有一块牌子十分引人注目。上头写着，“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这块牌子意义特殊——把“村监会”并列挂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牌子旁，后陈村是首创。

　　成立“村监会”，顾名思义，就是构建一个与村两委不存在隶属关系的村务监督机构，来开展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监督工作。

　　19年前，后陈村的实践，为基层民主监督探出了一条新路子。《习近平浙江足迹》记载，2005年6月17日，在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一周年之际，习近平同志来到后陈村调研。他鼓劲说，希望你们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这一做法，为全省提供有益的经验。

　　历经19年，“后陈经验”不断深化发展、完善推广，从一项“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那么，这一创举在当年是如何被挖掘和推广的？对当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又有哪些启示？

　　一

　　上世纪90年代末，后陈村和浙江不少村庄一样，经历着城镇化进程中的阵痛和“成长的烦恼”：工业园区一次次征地，村集体资产像滚雪球般暴增。这些钱到底如何花、如何分？村民都很关注。而一旦处理不妥当，便会激化干群矛盾。

　　有那么几年，后陈村“状况频出”：有村民多次上访，900多人的村庄，红手印按了500多个；2001年，乡长坐着吉普车进村调解，被发泄不满的村民掀翻了车子；2002年和2003年，连续两任村支书由于经济问题被查处落马。

　　为了让村里各项工作能够充分得到村民的监督，2004年6月，武义县率先开展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试点，在后陈村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村级民主监督组织。村监会根据民主监督原则成立，由村民代表会议表决产生，经村民代表会议授权。

　　想不到，这一小小的探索收获了奇效，村里的“火药味”渐渐淡去。时任后陈村村委会主任陈忠武回忆道，“以前，村民总是怀疑我们，见到我们都没有笑容，我们感觉腰板挺不直。但是现在，村民见到我们，老远就打招呼，我们也能理直气壮地做事了。我们给了村民一个明白，村民也给了我们理解和尊重。”

　　后陈村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习近平同志一直关注着。《习近平浙江足迹》记载，2005年6月，习近平同志来到后陈村调研并指出，“后陈经验”是很有意义的探索。据报道，此后，习近平同志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指引“后陈经验”深化完善。

　　更想不到的是，一颗生命力蓬勃的种子，在这里悄然孕育着。“后陈经验”走过19年，一直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后陈村集体收入增长了40多倍，还创造了村干部“零违纪”、村民“零上访”、工程项目“零投诉”、不合规支出“零入账”的“四零”纪录。

　　地方的成功实践，也为全国的立法提供了借鉴。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吸纳了后陈村的创新做法，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

　　通过发挥群众的能动性来管住村里的人、财、事，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在四川省乐山市小凉山腹地，后池村脱贫摘帽，解剖后池实践，可以清晰看到“无微不治”的村务监督路径；在上海金山区高楼村，沪上首个村监会被村里人称作“小纪委”......“后陈经验”，从浙江的一个村子走向了全国。

　　二

　　19年，“后陈经验”已成为浙江基层民主发展的一张“金名片”。笔者认为，要分析“后陈经验”成功实践背后的原因，可以用三种事物来作比喻：阳光、草根和沃土。

　　“阳光”，指的是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曾经，一些乡村存在着“用权一句话、决策一言堂、花钱一支笔”的现象。但有了村务监督机构，大到组织上千万元的项目投资听证会，小到村里的日常开销，都有了制约和监督。在后陈村，连买一瓶墨水、胶水以及一次性茶杯等都要张榜公布，每一笔支出都落到了实处。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就像鱼缸里的金鱼，不跑出视线之外，老百姓才会相信没有暗箱操作。村务公开一方面规范了小微权力运行，从源头上减少了村干部违纪违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增强了老百姓对村干部的信任感，提升了基层干群关系。

　　“草根”，指的是基层民主实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基层民主的实践，不能“有形式无实质”。正如有人说：“农村实现民主直选之后，更多的问题是如何对选出来的干部进行监督。选举后没有监督的民主是‘半拉子民主’。”

　　“后陈经验”以民主监督的制度设计，补齐了“半拉子民主”留下的漏洞，畅通了村民常态化行使民主权利的通道，走出一条“村官村民选、村策村民定、村务村民理、村事村民管”的新路子。

　　“沃土”，指的是治理创新的环境与条件。基层，常常是改革创新的发源地。后陈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源于基层群众的创新创造。而从“枫桥经验”到“浦江经验”“后陈经验”，再到“三治融合”的“桐乡经验”，很多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做法都是从浙江走向全国的。它们，也勾勒出从“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的实践轨迹。

　　可基层也历来是矛盾、问题的交汇地。但凡要进行创新，往往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非常考验各方面的能力与智慧。在推进过程中，也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去调查研究对策，而不是一味地推诿和否定。只有对基层治理创新进行悉心呵护与引导，并及时进行经验的总结推广，才会有更多好经验从基层的土地上“冒”出来。

　　三

　　古人说，“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基层治理一直都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根基所在，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着。笔者认为，要更好地坚持和深化新时代“后陈经验”，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探索。

　　比如，自治、法治、德治怎样有机结合？自治、法治、德治是维持乡村治理格局良性运转的不同治理方式。三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往往是“能人治村”，而“后陈经验”构建起更加严密的“制度笼子”，使得乡村治理向现代治理方式转变。但在一定程度上，乡土文化中的人情社会、宗族关系也有可能影响民主监督的实际效果。

　　因而，深化发展“后陈经验”，要继续确保监督有章可循、务实管用，防止村监会流于形式、成为摆设，也应注重成风化俗，深入挖掘熟人社会中的道德力量，发挥好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再如，事前、事中、事后怎样全程贯通？“后陈经验”的核心是源头治理，体现在权力受到约束、村务全面公开、群众有效监督、自我能够纠偏。这突出的就是一个“早”字，防微杜渐、防患未然，把问题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

　　而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尤其是在“一肩挑”后村级权力趋于集中的新背景下，如何贯通事前前置监督、事中跟踪监督、事后审查监督，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监督，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统筹能力，这是当前村务监督的短板，亟需进一步破题。

　　又如，理论、实践、制度如何相互转化？“后陈经验”的实践起于民主法治领域，但绝不仅限于此。从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基层党建等更多维度赋予“后陈经验”新的内涵，是“后陈经验”得以螺旋式上升的必由之路。这必须经历一个在实践中总结为理论，再到新的实践中去检验，最终固化为制度的过程。

　　基层民主自治与民生密切相关，直接反映群众的利益诉求。“后陈经验”的生动实践昭示着，基层民主实践的成效如何，要从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衡量。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是基层创新创造的根本目的，也是“八八战略”历经20年不断焕发新光彩的原因之一。

　　从“治村之计”走向“治国之策”，“后陈经验”也必将继续随着人民的呼声、时代的呼唤，被印刻在一座座城镇乡村的发展变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