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七问改文风究竟难在何处

　　文风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一道自古以来的难题。

　　文风体现作风、反映党风。有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听国民党官员和共产党人讲话的差别后，发出感慨：“前者官声官气、空洞苍白，后者为民立言、充满希望，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

　　重视文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改文风列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中央八项规定中，改进文风就是其中一项。

　　但也要看到，虽然党中央对改进文风的要求一以贯之，文风问题却一直以来未曾断绝。

　　那么，文风问题缘何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又到底何解？在全党深入开展主题教育的今天，笔者认为，党员干部不妨问问自己这七个问题。

　　一问：积累是不是厚实了？

　　文风好坏，其实与每个人的综合素养、学养密切相关。脑子里不装点东西、肚子里没有点墨水，写出来的东西难免枯燥干瘪，说出来的话自然空洞乏味。

　　《习近平在浙江》中记载，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曾对部分干部提出批评：“现在有些同志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说不上去”“说不下去”“说不进去”“顶了回去”，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少数党员干部工作中存在不严不实的问题，其深层次缘由就是学习没跟上，亟须克服“本领恐慌”。

　　给人杯水者，必心怀江河。好文风不仅是改出来的，更是学出来的、积累出来的。只有当我们的理论功底扎实了，知识储备夯实了，才能做到厚积薄发、融会贯通，下笔如有神助；当真实表达、真情流露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文风自然也就有了温度。

　　二问：话语是不是转化了？

　　一篇文章、一部作品能不能被受众认可和喜爱，内容主题固然重要，但表达方式是否接地气、聚人气也很关键。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文章或作品大话多多，“官腔”浓浓。比如，过于雕琢文字，时不时用一些大而空的词汇、浮夸的文笔进行“点缀”“升华”。像我们创作的一些歌曲，歌词老套、话语僵硬，一开口就是“奉献”“辉煌”“奋进”，很难激起听众的共鸣。如此文风，让写的人写不下去，也让看的人看不下去，产生陌生感、距离感。这也折射出话语方式转变的迫切。

　　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与新闻出版界的谈话中指出：“报上的文章要‘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这实质上就是在话语表达上提出要求。对阅读规律尊重不够，对话语表达创新不够，对鲜活的故事素材掌握不够，对群众想听的爱听的了解不够，都可能导致写文章时陷入生硬僵化表达的圈圈。

　　努力转话语，其实是努力讲实话、真话、明白话。转变文风，需要我们学会多说人话，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用浅浅的话语讲述深深的道理，用通俗的文字阐发晦涩的理论，这样才能使群众愿意听、喜欢听、真接受。

　　此外，在互联网时代，还要善于用一些“网言网语”来表达表述，让年轻人爱听爱看、形成同频共振。

　　三问：调研是不是深入了？

　　好文章、好讲话应该是“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言之有据。“有理”“有物”“有据”，前提就是做好调查研究。

　　现实中，有些文章是“闭门造车”的产物。少数干部“拿着手机做调研”，坐在办公室里凭空套观点、编事例，写出来的东西一看就是靠扒文件和材料东拼西凑出来的“文件体”；有些文章习惯于讲“大道理”，既做不到“上接天线”，也做不到“下接地气”，还充满说教式、命令式的“爹味”语言，容易引起群众反感。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也是历练好文风最重要的一环。当调查研究到位了，有了一手“活鱼”，行文自然就言之有物、抓住人心，也省却了闭门造车、生搬硬造的“煎熬”。

　　四问：思考是不是用心了？

　　语言文字是表意的工具、思想的外壳，有什么样的思想高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文章深度。八股文风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缺少学习和思考，从概念到概念，从材料到材料，缺乏对某个问题的深刻分析、对某项工作的深入研究，文章陷入官言官语、讲话多半照本宣科，实际价值荡然无存。

　　比如，有些文章“浅”得很，习惯讲众人皆知的大道理、写放之四海皆准的大路货，照搬政治术语、文件语言，洋洋洒洒一大段，缺乏个人的语言和见解；有些文章“虚”得很，通篇没有实质性的意见建议，东拉西扯、绕来绕去，提供不了太多信息增量，让人看完没有半点收获。缺少思考的文章，“肥肉”太多，“瘦肉”太少，让人看了发腻。

　　好文风重在出思想、出观点，思想的力量既无穷又永恒。把形势任务分析透、把问题本质点到位，切中要害、直击靶心，然后一针见血地提出对策，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这样方能让读者读起来解“惑”、解“渴”。

　　五问：思维是不是固化了？

　　网上曾流行这样一段话：“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这类官话套话，实际上反映的正是少数党员干部思维固化的现象。

　　不可否认，这种过于拘泥于形式，认为“写文章”就是“做文章”，在固有套路模式当中越陷越深的现象如今依然存在。比如，有的依照套路化、模板化表述，毫无新意，根本无法击中人心；有的只是套套上级的、抄抄别人的，最终把文章写成了僵硬死板的八股文。

　　思维决定行为，很多时候，阻碍我们的并不是所处的环境，也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固化的思维模式。写文章一旦陷入思想定势，困于方寸之间，就很难写出好文风。正所谓“文无定法，诗无达诂”。只要能把道理说透、把意思讲清，让读者读了感觉到有深度、有温度的，都是好文章，这也是“文无第一”的道理所在。

　　六问：态度是不是端正了？

　　一篇文章、一次讲话，一头连着撰写者，另一头连着群众。文风问题实质上是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如果在出发点上出现认识偏差、立场走形，难免会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这样一来，文风岂能端正得了？

　　比如，有的媒体报道讲成绩长篇大论，说问题只字不提，或者浅表式地点一点，甚至任意拔高、贻人口实，像撰写题为“某国害怕了”“xx紧张了”之类文章，其实就是一种态度不正的浮夸风。

　　还比如，有的专家学者刻意用晦涩难懂的词汇来表达观点、撰写文章，以示自己在某一领域内掌握了学术解释权，这就必然陷入“写谁谁看、谁写谁看”的怪圈，拉开了自己和公众之间的距离。

　　“长假空”的文风，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文稿上的映射。改进文风，关键要在端正出发点上“动手术”。只有起笔前把“为何写、为谁写”想清楚，落笔后才能将“写什么、怎么写”把到位。

　　七问：顾虑是不是太多了？

　　现实工作中有一个现象：少数党员干部往往出于种种顾虑，不敢写真话、说实话。

　　比如，有的干部自我捆绑、自我设限，认为一个领导一种风格，过多的创新不符合领导的喜好，可能被指责表达过于随意、不够严肃；还有的骨子里就不想创新，奉行照抄文件上的话、报刊上的话，认为写这些话都是有依据的，总不会出错。久而久之，改进文风就流于形式、成为口号。

　　2016年，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事实上，在文风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为全党树立了典范。总书记的许多讲话、文章善用比喻，让人容易理解；善讲俗语，拉近与老百姓的距离；善讲故事，与人共情共鸣；善说新话，让人耳目一新；善用哲学，使内容蕴含深刻。这样的讲话，这样的文章，老百姓才真正爱听易懂。

　　说到底，改文风不是“一阵风”，而是一次次刀刃向内的党性锤炼、一番番自我革命的作风坚守。当我们每个人的自觉汇聚成一股洪流，清新质朴、求真务实的文风才能蔚然成风，改文风这道难题自然也就不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