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夏鼐的选择

　　又逢暑期，多少毕业生站在了人生的分岔路口。然而懵懂少年时，一些人却找不到自己为什么出发、为什么奋斗。

　　同样的感慨与自问，也发生在93年前的夏鼐身上。

　　1930年夏天，这位后来的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良渚文化”的命名者，此时刚从光华附中毕业，往何处去亦是前路茫茫。但在一次次对时代的关注和对自我的叩问中，他逐渐坚定了以考古为毕生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今天，我们回溯夏鼐的求学之路，从他躬身于中国现代考古所取得的开创性成就着笔，思索人生路上的选择与坚持。

　　夏鼐像

　　一

　　夏鼐生于1910年，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家乡温州度过，年少的他以读书之“勤、广、精”闻名，陈寅恪先生曾赞许他“读书细心”。

　　但即便是学霸，他的求学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从1930年至1940年，时局动荡、烽烟四起，夏鼐的求学之路一波三折。

　　夏鼐高中毕业时，正值“五卅惨案”和北伐战争之后，20岁的他眼见民生凋敝、社会困顿，意图探求救国之策，但置身书海却毫无头绪。寻寻觅觅中，他拒绝上海光华大学免试直升的机会，考进北平燕京大学入读社会学系，想从“站在十字街头”的社会调查中寻得良策。

　　可就读一年后，他觉得仅仅以社会学救社会，还远远不够。这期间，他一度对生物学产生兴趣，但转念又想，学生物学在一时半刻之间难以解决社会问题；后又考上清华大学二年级插班生，转入历史学系。

　　夏鼐在写给同窗的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学术志向：

　　“我初入大学的一年是弄社会学的，后来转入历史系，已经是十字街头钻入古塔中，但是对于十字街头终有些恋恋不舍，所以要攻中国近代史，以便进一步剖析当前的社会。”

　　至1934年大学毕业时，夏鼐再度面临抉择，就业或继续求学？思忖再三，他仍期待以学术救国，遂奋力考取留美公费生。但那年的公费生专业只有考古学，他再次陷入犹豫不决，在日记中袒露心迹：

　　“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

　　处在茫然与焦灼中的夏鼐，如何在冷僻的考古学中安放一颗澎湃的心？徘徊中，幸得时任辅导老师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的开导，中华民族需要历史考古学之大义，令夏鼐决定“咬牙硬干”考古学。

　　1935年9月，清华大学以公费派他前往伦敦大学。夏鼐谨记负笈求学的初衷，是为了习得当时最先进的考古学研究方法，从而为我所用。1936年9月，他从艺术研究所转入大学学院，攻读最难学的埃及考古学，学习了大量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和研究方法，更深入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

　　回顾他的三次选择，初学社会学，为在“十字街头”洞察世事；后转历史学，“从十字街头钻入古塔中”，为进一步求解社会方略；转入考古学，“到古塔顶部找古董”，誓以考古实证中华文明起源。

　　三次选择，肇始于学术救国的信念，矢志于追求中华民族的崛起。

　　二

　　1940年，夏鼐学成归国，两年后便一头扎入祖国大西北考古，此后经年，他毕生所求皆为探源中华文明，虽历经战乱与浩劫，始终坚定不渝。

　　或许有人会说，他的三次选择似是偶发，但偶然进入蚌中的一粒沙，若无日日磨砺之心，不会成为温润赛玉的珍珠。偶然中的必然，是夏鼐日复一日的严谨治学，每学一门便攻一门，从人文历史到自然科学均潜心钻研。

　　彼时，来自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从仰韶文化遗址推断出“中华文明西来说”。他认为，仰韶文化晚于甘肃齐家文化，而齐家彩陶又来自更早的西方彩陶，由此得出，中华文明由西方传入。

　　此论断一石激起千层浪，令当时的国人百味杂陈。夏鼐并不轻信于此，他在甘肃几乎重访了安特生到过的每一处遗址，终于找到了齐家文化年代晚于甘肃仰韶文化的地层学证据，纠正了安特生对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排序的失误。安特生言之凿凿的“中华文明西来说”被打断了最关键的一环证据，“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夏鼐以此研究成果形成论文《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向世界证明“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被学界视为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圭臬。

　　终其一生，夏鼐都在溯源中华文明，他的田野考古调查，足迹跨越敦煌莫高窟、汉唐长安城、明代十三陵，又到南越王墓、马王堆汉墓。

　　学者阎文儒曾撰文回忆，夏鼐于1943年入河西走廊考古，过山丹县、入祁连山，走32天，至山顶入雪山，沿途或黄沙漫天、或白雪皑皑，环境极为恶劣，“能在此环境中每日穿行，诚非所易，（夏公）实为中国考古家之先驱者”。

　　夏鼐

　　三

　　我们追忆夏鼐，是追溯他的学术思想，亦是探讨如何面对人生中的迷茫。在关键时刻，究竟应如何做出抉择？夏鼐的考古人生，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多保留不怕吃苦的纯真。1985年3月，夏鼐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上发表了题为《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的讲话，勉励大家“一心一意提高考古学科的水平，不要计较个人的经济利益”“保持田野工作的好传统，有‘不怕苦’的精神”“把我国考古学的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度，这便需要我们有献身的精神”。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涌动着下海经商的热潮，而考古工作环境艰苦、生活清贫，不可避免地面临市场大潮的冲击。夏鼐既勉励年轻人要吃苦，又将国家补发给他的3万元工资全部交给考古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考古学研究奖励基金，期望年轻人干好事业。

　　多保留“知难而进”的执着。翻看《夏鼐日记》，求学路上他也屡经波折，也常常彷徨。得知公费留学专业只有考古学时，他曾多次与校方商议调整专业，校方均未予同意。没有谁能一帆风顺，夏鼐亦如此。但当他明白考古学亦能助力民族大义时，就坚定了“咬牙硬干”的决心。

　　在伦敦大学期间，他曾选定“古代埃及串珠”这个极具难度的埃及考古学关键性课题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有人说，夏鼐研究这一课题的难度，好比让一个外国人研究中国全时段的铜镜。夏鼐的这篇博士论文也花费了近十年之久，制作了几千张串珠卡片，80多年过去了，夏鼐的《古埃及串珠》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这段经历，也对夏鼐回国后研究国内的珠饰品提供了极大的裨益。

　　多保留严谨勤奋的精神。纵观夏鼐的学术人生，都在最“古”的专业里探索最“新”的研究。1971年，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启动挖掘，特别是保存完好的2000多年前的古尸出土，科研意义非比寻常。但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不要解剖、如何解剖，都是前所未有的难题。负责解剖的彭隆祥曾回忆：“夏鼐先生特意准备了一张写满古病理学文献目录的纸条交给我，甚至注明此文献可在哪所图书馆查阅。”

　　正是凭借如此严谨缜密的意识，中国考古人才得以一点点揭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

　　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夏鼐用一生告诉我们，只要踏踏实实走过，人生的每一步，都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