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丨古籍不能“孤身走暗巷”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走进保藏古籍版本的兰台洞库。“兰台”出自《汉书·百官公卿表》“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是收藏典籍的府库之意。9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北京大学，专程看望主持编纂《儒藏》的汤一介教授，并指出编纂《儒藏》是很有意义的事业。

　　可见，古籍事业一直牵动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心。那些卷帙浩繁的故纸，那些在考古堆里泛黄的卷册，那些穿越历史的文字，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重要见证。

　　不过，一组数据着实让人揪心。目前，我国现存约20万种古籍，超过5000万册（件），有1000多万册（件）亟待抢救性修复，大批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湮没在历史烟云中，岌岌可危。不禁想问，古籍的保护利用到底难在何处？

　　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文瀚厅 图源：新华社

　　一

　　古籍是小众的，大部分人对它的认知和理解都相对有限。一般认为，古籍是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是指“书写或印刷于1911年以前、反映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古典装订形式的书籍”（国家标准局《古籍著录规则》，1987年）。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莫砺锋呼吁，让古籍走出学术“象牙塔”，走入千家万户。不管是从承载价值，还是其本身特性来看，保护利用古籍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

　　一方面，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籍是一汪涵养智慧的清泉。从古老的甲骨卜辞、钟鼎金文，到简册帛书、线装书册，古籍记录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军事、艺术等各个方面，汇聚起先贤智慧，滋养现代人的精神血脉。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只有全面挖掘古籍中的文化价值，才能更有效地推动古籍的传承、转化、发展与创新。

　　曾经的古希腊文明、苏美尔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已然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而中华文明从古至今没有中断，古籍功不可没。比如农部的《农政全书》教会后人种田、养蚕、修水利、牧牛羊，工部《天工开物》记载纺织、机械、火药、制盐等130多种生产技术，医部的《本草纲目》《黄帝内经》帮助我们识得古人中药治疗的智慧。又比如科学家屠呦呦推进抗疟药青蒿素的发现和研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也是从中医古典《肘后备急方》中得到的启发。

　　另一方面，古籍又相当脆弱，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古籍本身具有文物属性，其载体和传播方式的演进，反映了历代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有的因为朝代更替或战火摧残，或散佚、或消亡；有的由于水浸风蚀或虫蛀鼠啮，失去了原貌；还有的是因保存技术条件所限，造成纸张霉蚀、酸化，轻轻翻动都可能让书页散碎。

　　曾有一档节目《我在故宫修文物》，让文物修复师走进了大众视野。古籍也有修复一说，以宁波天一阁古籍修复为例，它基于江南独特的湿润气候，针对古籍虫蛀、霉变、水渍、板结等问题，提炼出古籍修复的28道工序，是江南地区古籍修复高水准的代表。修复师们“化腐朽为神奇”，一册册古籍重现往日风采。

　　　　天一阁藏品修复部的修复师在对古籍书页进行修复 图源：新华社

　　二

　　古籍蕴含古文奥义，加之排版、文字、语法不同于今天的白话文，所以读起来非常吃力。从“小众”走向“大众”，需要我们对古籍进行校勘、标注、今译等加工整理。只有将这些文本进行有效注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诠释，才便于大家阅读和理解。

　　1952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水浒》整理本，被认为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开端。随后，古籍整理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像点校本《二十四史》、“七全一海”、《古本戏曲丛刊》十集、《中华再造善本》正续编等一大批大型古籍整理重点工程，推出的皇皇巨著令人叹为观止，而《千首唐人绝句校注》、“古典文库”等小而美的普及读本，更让读者意犹未尽。

　　古籍从“小众”走向“大众”，似乎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但冷静下来思考，古籍整理工作距离“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目标还比较远，在研究利用上仍存在诸多障碍。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观念上的“无用论”。认识有偏差，把古籍简单等同于文物，忽视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导致一些古籍被“束之高阁”，成了摸不到、看不着、读不懂的“死书”。有的地方涉及古籍的部门分散独立、各自为政，藏用“两张皮”，把古籍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片面对立起来，反而成为发展掣肘。

　　质量上的“无关论”。有的整理机构和整理者抱着“完成任务”的态度赶项目，认为反正没人看，质量过得去就行，整理归整理，使用归使用。抛开认字不准等明显的问题不说，乱改体式、删改原文的情况更为严重。比如句读错误，这在目前古籍整理中出错率最高。曾有某知名出版社出版的《梁佩兰集校注》，错误频出，最终发公开信向读者道歉。

　　成效上的“速成论”。古籍修复和整理利用是苦活、细活，投入大、成效慢，耗时又耗力。有业内人士指出，一个较为熟练的专业古籍修复师最多一年可以修100册。此外，标准化的古籍书库对温度、湿度等外在条件都有严苛要求。有的地方抱有速成心态，认为古籍修复三年五载也不能见成效，也就不愿意过多投入，忽视了人才队伍建设和相关政策保障。

　　此外，古籍保护还面临着多重难题。比如，保护任务繁重，然而保护队伍人才不足、保护资金缺乏，古籍保护还不够规范化、法制化，等等。

　　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的“第二个结合”，其中“优秀”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词。

　　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古籍浩如烟海。对于古籍经典里蕴含的一些思想观念，比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等，和当今时代价值观念具有高度契合性，需要进行充分阐释转化。保护只是第一步，普及古籍知识、演绎古籍内容，让古籍鲜活灵动起来，真正走近大众，才是题中应有之义。

　　深入浅出，曲高也能“和者”众。顺应当下审美理念，丰富出版形式，从简体字文本到节选注译或名家演播的读本，从大字本到口袋本，可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像《史记》《论语》这样的古籍，有几十种整理版本并不算多。读者囊括学生、白领、学者等多个群体，他们的理解能力和实际需求不尽相同，因而在内容的深浅、说解的难易程度、资料的详略等方面，也各具特色、百花齐放。

　　多元表达，“拥抱”新媒介。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的普及，能够让古籍的大众化传播效率大大提升。比如用短视频、直播这种更新颖、直观、生动的传播方式，连通古老文字与现代生活；通过多元艺术手法进行解读，将古籍演化成戏剧、影视、趣味视频，赋予时代新义。

　　央视推出的《典籍里的中国》，借助舞台话剧和古今对话手法，将《论语》《道德经》《尚书》等22部经典书籍呈现在观众面前，讲述了典籍成书、核心思想以及流转中的故事，第一季便创下了同类型题材节目的收视新高，全网话题阅读量及播放量超60亿次，俘获了年轻人芳心，被盛赞“传播文化自信”“震撼人心”。

　　善用科技，走出“深闺”让人识。借助数字扫描、人工智能、缩微技术，对古籍文字进行精准识别、自动标点、繁简转换，简化人工流程，让读者动动手指，就能在“指尖”共享古籍数字资源。

　　古籍抵达读者心中，这条路还很长，靠“孤身走暗巷”远远不够。这一册册历经岁月沧桑、承载文化厚重的书简能否真正穿越时光隧道，与当下的我们产生心灵共振，还需要社会、行业、政府各方共同探索、一起努力。相信有一天，我们能架起与古代圣贤跨时空对话的桥梁，在时光印记中畅游，找到那方中华文明的精神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