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岳阳楼记》为谁而写

　　中国古代名篇不断，在写楼台的文章里，数《岳阳楼记》和《滕王阁序》最为脍炙人口。《滕王阁序》为王勃所作，青春气息飞扬，文采斐然，是唐文之杰作；而《岳阳楼记》则是范仲淹的大作，是宋代文章的典范。

　　论文采，《滕王阁序》或更胜一筹，但论格局气象、境界底蕴，《岳阳楼记》更值得咀嚼。所以，很多人少年懵懂时，往往更喜欢读《滕王阁序》，到了一定年纪，才会更深刻地感悟到《岳阳楼记》里熠熠发光的人格魅力和穿越千古的家国情怀。

　　范仲淹与浙江颇有渊源，比如他被贬桐庐期间，兴学校建书院，影响深远。作为范仲淹的代表作，《岳阳楼记》这篇作品，各行各业几乎无人不曾读过。这短短的516个字，为何有如此魅力，能对抗世事的变迁而历久弥新？它到底为谁而写，于今日还有怎样的意义？

位于桐庐的范仲淹纪念馆

　　一

　　为谁而写？其实文章已交代明白，是为好友滕子京而写。“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滕子京是范仲淹的好友。两人是同年进士，之后又在泰州任上和西北前线共事过，关系愈加紧密。最重要的是，两人有共同的政治理想，滕子京是范仲淹庆历新政坚定的支持者和推行者。

　　滕子京敢作敢为，看不惯的事总要“路见不平一声吼”。比如，他寂寂无名时，就仗义执言，冒着巨大风险上书让当时的刘太后还政。结果被贬到京外去了。

　　人到暮年，他为何“谪守巴陵郡”？是他被政敌抓到把柄，陷到公用钱案子里。查到最后，滕子京只花了三千贯公钱，用于招待“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滕子京当然不是私吞公用钱的贪官，“死后家无余财”。最后，经范仲淹等极力保荐，滕子京才得以免除牢狱之灾，被贬到当时的蛮荒之地岳州。

　　滕子京并不服输，在岳州任上大干一番，取得一定成绩后，便决定重新修葺岳阳楼。这一次，他谨慎很多，采用了类似“众筹”的办法——当时岳州有很多“老赖”，欠债不还。他便发布一个通告，“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随后“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巧用帮民间催债筹措了款项，修建了岳阳楼，一举两得，消除隐患。

　　建成之后，滕子京特意写信给范仲淹，说：“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

　　范仲淹受此隆重邀请，便一挥而就写成这篇雄文。滕子京又请苏舜钦书写、邵餗篆额，时人称滕子京政绩、范仲淹文章、苏舜钦书法、邵餗篆刻为“四绝”。

　　由此可知，《岳阳楼记》首先是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写，是劝慰关怀之文，劝慰滕子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从仕途的蹭蹬和人生的逆境中走出来。

　　二

　　除为朋友而写以外，其实此文也是为范仲淹自己而写。

　　文中写的是“庆历四年春”，这年份看似平淡无奇，其实这段时间范仲淹正经历生命中最大的一次变故。他撰文时，人在邓州，再一次受挫远离了朝廷中心。他倡导的庆历新政，轰轰烈烈开场，最后却无疾而终。支持新政的整个团队，包括韩琦、富弼、欧阳修在内，也都被赶出京城。 

　　范仲淹素有澄清天下的志向。当时的宋仁宗也想励精图治，觉得政局非改不可，就支持范仲淹大刀阔斧革新。范仲淹施政的纲领就是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其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

　　这十项建议除“修武备”之外，都被宋仁宗一一采纳，并下诏付诸实施，史称“庆历新政”。

　　从改革内容看，基本围绕吏治改革、富民强兵、加强法治三大块进行。吏治改革对当时的官场触动很大。如“抑侥幸” ，把原来靠恩荫制度进入官场的路给变窄了；如“明黜陟”，废除了三年一升迁的惯例，改为按政绩选拔。这就动了很多人的奶酪，引起了很大反弹。有人劝范仲淹，你这一笔勾下去，就抹掉了人家的帽子，要引起一家人痛哭啊。范仲淹很坚决地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和后来的王安石变法相比，庆历新政只能算局部改革，但对当时的北宋王朝依然震动巨大。刚开始，宋仁宗非常坚定，但时日一长，反对声音一大，他就开始动摇了。

　　反对派们并不直接攻击改革，而是转为攻击改革团队的人品。他们营造各种舆论朝议，把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营造成朋党。臣子们结党营私，是天子最为忌讳的。而欧阳修还奋起反抗，写了著名的《朋党论》，用“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之别为自己辩护。但这篇文章无异于火上浇油。天子一动摇，结果新政还没全面铺开，就开始逐渐偃旗息鼓了。范仲淹被迫离开京城，最后兜兜转转去了邓州养老。

　　在邓州时，滕子京送来了洞庭湖和岳阳楼的图稿，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写下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既是安慰滕子京，更是在勉励自身。

　　三

　　严格地说这篇文章也不只是为自己和好友而写，更是为了激励天下士人而写，是为了激发世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精神而写。 

　　范仲淹终其一生都在践行着这句格言。庆历新政的失败，其实是他人生仕途的第四次跌落。他从小丧父，寄人篱下，年轻时苦读，靠读书才改变了命运。但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总是据理力争，遵从内心的价值法则。他一生四迁四黜，愈黜愈勇。

　　第一次被贬，是冒险请刘太后还政给宋仁宗， 结果被贬到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当通判。第二次被贬，是劝谏宋仁宗不要废除郭皇后，结果被贬到睦州（治今浙江建德）当知州。第三次被贬，是力战当朝权相吕夷简，又被贬到饶州（治今江西鄱阳）当知州。最后一次被贬，便是庆历新政失败被赶出京城。

　　范仲淹不懂得为官之道、不懂得明哲保身？当然不是。这一切，就如他在谢表中所说：“臣非不知逆龙鳞者掇齑粉之患，忤天威者负雷霆之诛，理或当言，死无所避。”

　　范仲淹的好友梅尧臣，眼见他老是惹祸受难，便专门写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劝他要学报喜之鸟，不要做乌鸦报凶讯而惹是生非。而范仲淹回写了同题的《灵乌赋》给梅尧臣，坚决表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范仲淹有自己的偶像，东汉的严子陵便是其中一位。严子陵多次拒绝同学刘秀征召，隐居富春山下。范仲淹被贬睦州时，对严子陵的高风亮节尤为向往，到任后便修筑了子陵祠，并作《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最后几句朗朗上口，尤为震撼人心——“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唐宋之际，多是冯道这样的不倒翁在朝，惟利所趋，道义不存；北宋初年，多是晏殊、章得象这样的太平官，而范仲淹的横空出世，其人、其言、其行、其德，都给宋代的士人树立了典范。在其引领之下，仁宗一朝成为北宋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而《岳阳楼记》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文字灯塔。

　　《岳阳楼记》这段文字穿越千古，至今依然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成为历代无数仁人志士一生的精神底座和理想追求。相传，到了明代，有个名叫范从文的御史犯了死罪，朱元璋一听他是范仲淹的十二世孙，对其允诺免死五次，而日后免死的凭证就是朱元璋手书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条幅。

　　《岳阳楼记》，其实也是为你我这些平凡之人而写，勉励你我心藏热血，志存高远，心系苍生。让我们再一次温习那铿锵有力的话语——“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