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四库全书》的“长征”

　　新近启用的之江文化中心，成为了很多人争相打卡的文化新地标。其中，有123年历史的浙江图书馆，又一次完成了搬迁后的对外开放。

　　根据计划，共有390多万册（件）图书、古籍及特藏，会从浙江图书馆曙光路馆区搬迁到之江新馆。即使是现代，给书搬家也不太容易。但在86年前的那个夏天，浙江图书馆经历了最为艰难的一次搬迁。

　　1937年8月4日一大早，浙江图书馆孤山馆区的铁门悄然打开，几辆满负荷的货车开了出来，车上装着140箱文澜阁《四库全书》和88箱馆藏善本。谁也没曾想到，这将是一场世界图书史上罕有的“长征”。主角，就是浙江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文澜阁《四库全书》。

　　一

　　组织那次搬迁的，是当时的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他预感杭州可能会沦陷，开始筹划搬迁文澜阁《四库全书》事宜。

　　陈训慈目送这些装载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典籍的车辆离开浙图、白堤、西湖，消失在雨雾之中后，也和身后的红楼告别，背上行囊开始了这场迁徙之旅。只是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去就是8年又11个月。

　　陈训慈的判断是极为准确的。有日本学者曾在著作中记载：日本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曾派了9个人从上海赶到杭州，花了很长时间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未果。

　　从最先的富阳，到建德，再到丽水龙泉，时势恶化，藏书地点也一变再变。搬迁的困难难以想象，陈训慈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借钱及自己垫资运书的经历，感叹：“无车无钱之苦，至此奈饱尝风味。”

　　随着日军入侵杭城，在陈训慈的力争和浙大校长竺可桢的帮助下，1938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往贵阳搬迁。漫长的行程中，除了短短一程借助于浙赣铁路，其余只能靠肩挑、人拉和船运。

　　在峡口过江山溪时，一车书翻到了溪水之中。护送人员急忙赶到附近村庄，雇人打捞书箱。晒了两日，书仍有水汩汩而出。可情势所迫，必须上路了。这些湿书在路上耽搁一个月，直至运抵贵阳才得以重新晾晒。

　　晒书，要一页页仔细揭开，垫上毛纸，再曝、晾。如此往复，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项艰苦工作，但终究耽搁太久，现在一些书上还能看到水渍的痕迹。

　　随着日军战线的蔓延，原本存放库书的祠堂显得目标太大，书还能存哪儿？贵州省立图书馆的一名勤杂工出了一个妙招。

　　城郊有一个山洞叫地母洞，在高山之巅，洞高约四五丈，深约七八丈，是一个天造地设的书库，附近无居民，荒凉异常。

　　文澜阁《四库全书》就在这儿收藏保存，直到1944年底，贵州告急，库书又运至重庆青木关，藏于教育部部长公馆隔壁的瓦房中。

　　文澜阁原抄本

　　二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文澜阁《四库全书》由6辆卡车载运离开重庆，经贵州、湖南、江西进入浙江，在当年7月5日回到了西子湖畔。

　　长达8年11个月的“长征”后，文澜阁《四库全书》终于回到了浙江，结束了多年的颠沛流离。

　　自古以来，水、火、兵、虫是古籍四大“厄”，在时间长河里，众多承载文明的古籍消失了，比如著名的《永乐大典》，从成书时的11095册，在不断的损毁、掠夺之后，现存世仅800卷，400多册。

　　从今天来看，这场书的“长征”意义重大。

　　这场“长征”，是一场文化典籍的保卫战。《四库全书》在半个中国苦旅多年，这背后是众多仁人志士不惧危险，挺身而出。

　　他们中，有如竺可桢、陈训慈这样的知名文人，也有如夏定域、毛春翔这样的普通职工，更有无数没有留下名字的守护者。他们共同的目标，就是不让文澜阁《四库全书》流入侵略者之手或毁于炮火之中。

　　这场“长征”，是一代代浙江人赓续文脉的接力战。回顾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历史，这部典籍可谓命运多舛。在《癸亥年的那场〈四库〉补抄》中，“浙江宣传”回顾了它三次补抄的坎坷经历。从丁申丁丙兄弟“衣敝衣，食粗食”也要花巨资补抄，到张宗祥发狠话“除了死亡，我一定管到底”，再到陈训慈等人的护书行动，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传承。

　　这场“长征”，还是一次文化传播的“远足”。文澜阁《四库全书》在贵州避难期间，当地文化界人士抄录了《四库全书》中有关西南珍本和孤本的图书，填补了当地史料的空白。

　　文化典籍的意义，在于传承与传播。贵州的抄录，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文澜阁建阁初衷的呼应。其建成之初，便允许文人“就近观摩誊录”，被认为是公共图书馆的雏形。这种对外开放的做法，不仅带动了江南一带文化传播和学术教育，并在此后引发了江浙一带建设公共图书馆的风气。

　　《四库全书》影印本

　　三

　　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如何抵挡岁月侵蚀，还需要一代代的接力“长征”。藏在图书馆库房里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如何在呵护好的基础上挖掘其蕴涵的思想？如何能够让它走向公众？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典籍的保护、修复与整理工作。据《习近平在浙江》记载，2006年，杭州出版社提出计划影印出版《四库全书》文澜阁本。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很重视这项文化工程，于2006年9月27日专门批示：“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将其影印出版，这是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对我省开展的文化研究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将36300册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不仅工程体量庞大，还面临着技术、资金、人力等诸多问题。

　　以技术为例，历经劫难的古籍本身就很脆弱，如果以扫描的形式录入，可能会损伤古籍。为此，项目专门购买了13台数码相机，由15名摄影师不断调试拍摄方法，花费了整整一年时间，才完成了拍摄工作。

　　历经十余年努力，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成功印制。当下，文澜阁《四库全书》正通过影印本、仿真本等多种版本形式，走入国家版本馆，走入寻常百姓家，并走出国门，让更多人认识、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文澜阁《四库全书》历两百多年而弥新，它是中华文明传承不息的生动写照，是一代代修书人、护书人的默契接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为《复兴文库》作序所言，“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这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

　　如今，在新落成的浙江图书馆之江馆5楼，有16个杉木大书柜，上书：文澜阁尊藏 钦定四库全书。这些书柜，曾是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藏身之所，而如今，它们见证着一个蓬勃向上的文化新时代，见证着我们对中华文脉赓续传承的信念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