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常书鸿的“敦煌春天”

　　1993年，90岁的常书鸿在北京家中，念念不忘千里之外的敦煌莫高窟。在北京这些年，他总是自称“客寓京华”。这年8月，他完成《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回忆录。敦煌的一草一木，陪伴了常书鸿近40年。

　　杭州，敦煌，北京，这些是在常书鸿一生中留下重要印记的地方，而敦煌，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这位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杭州人，用大半辈子全力守护着敦煌艺术。

　　“客寓京华”的日子，常书鸿和妻子李承仙决定以敦煌为主题合作一幅油画。我们可以想象，看着妻子在客厅支起油画架，常书鸿大概思索过，该从哪里落笔绘就敦煌呢？

　　一

　　也许是初见敦煌的时候。

　　1935年的法国巴黎，常书鸿可谓春风得意。从遥远的家乡杭州，到法国已经8年了。妻子女儿陪伴左右，作品获得金奖，被当地美术馆收藏。这位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在艺术家这条路上前途光明。

　　但人生的轨迹，总是少不了一些意外。

　　有一天，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看到了一本名为敦煌石窟的画册。画册里，有约400幅关于敦煌石窟和塑像的照片。

　　他后来回忆说：“我倾倒于西洋文化，还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画家自居……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的文化历史，真是惭愧至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常书鸿还了解到，处于风雨飘摇的祖国，还没有专门的人力来保护敦煌，有不少艺术品被外国人掠夺，比如他所看到的画册里的唐代绢画。

　　一见敦煌“误终身”。刚过而立之年的常书鸿，毅然回到了祖国，从此与敦煌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1943年3月，骑着骆驼的常书鸿终于抵达了心心念念的敦煌。这是常书鸿第一次来敦煌，公路只通到了安西。自安西到敦煌，全都仰仗着骆驼代步。到了目的地，饥渴难耐的骆驼们，迫不及待地奔向那绕林而流的溪水，又饥又渴的常书鸿跳下骆驼，第一件事，就是朝着向往已久的莫高窟跑去。

　　在敦煌的那些年，物质匮乏，没有娱乐，也少有社交，却有一群如常书鸿一般的志同道合者。1944年秋，“敦煌艺术研究所”被正式批准成立，常书鸿任所长。

　　提笔思情，或许常书鸿看见了当年张大千顶着料峭春寒，穿梭于三危山峡谷的石窟群中；看见了向觉明在灰盆上以搪瓷杯煨煮沱茶，询问他要不要也来一盏驱驱寒气；听见了职工和民工们一起喊着号子，看着他们用自制的“拉沙排”，清理洞窟中的流沙……

　　那些战风沙守敦煌的日子虽已远去，可那守护敦煌的初心，矢志不渝。

　　二

　　也许是陪伴敦煌的岁月。

　　1945年的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忽然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许多职工都希望回到故土。这个荒凉的边陲，已让许多人心生退意。

　　昏聩又混乱的当局，妻子、至交相继离去，让常书鸿遭到了不小打击，可他还是决定继续守护敦煌这座伟大的历史宝库。经过他奔走呼吁，敦煌艺术研究所被批准恢复。

　　研究所已费心争取人力，修筑出了960多米长的围墙，将莫高窟和树木都保护了起来。之后，职工们轮流和民工一起劳动，又成功清除了窟内的积沙，使得壁画、塑像免遭沙子磨损。

　　窟前除沙已顺利完成，洞窟内容调查和壁画临摹工作便提上了日程。为了系统展示敦煌壁画，常书鸿决定集中所里的力量，临摹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全部作品。

　　所里缺少梯架，也没有照明器材。一方小桌、一块小凳都是奢侈的。常书鸿和同事们一手举灯、一手执笔，摹画得十分费劲。

　　比临摹四壁更难的，是临摹窟顶壁画。观察窟顶壁画时，脖子和身子几乎成90度，可每下一笔又需低下仰得有些发酸的脖颈。临摹壁画，少不了纸、笔、颜料。受限于阻塞的交通、捉襟见肘的资金，常书鸿和同事用窗户皮纸加矾裱褙，以矾纸、桐油纸代替拷贝纸，学会了制作毛笔和延长毛笔使用寿命的办法。

　　1947年冬至1948年春，常书鸿带领同事对莫高窟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进行全面编号，梳理出492个编号洞窟、2415尊塑像，编选出十余个壁画专题，选绘壁画800余幅。比如第285窟是莫高窟最早有纪年的洞窟，窟顶四披的飞天、伏羲和女娲，西壁龛外的菩萨、诸神、神将和力士，南壁中层的五百强盗成佛因缘故事……

　　1952年，常书鸿与同事耗时2年，绘就了5米*12米的第285窟原大原色大壁画摹本。这摹本，去过北京、去过上海，也曾远渡到日本，让世人惊艳于敦煌艺术的气象万千。

　　从常书鸿开始，敦煌莫高窟结束了400多年来无人管理、无人修缮的状态。因为常书鸿，我们看到了一个让人惊叹的大美敦煌。有人如此评价他：“常书鸿的家乡是西湖，他的家园在敦煌。巨大的反差衬托出他精神上的亮光。”

　　三

　　有关敦煌的记忆是如此庞杂。与敦煌为伴的日子，占据了常书鸿近半生的年华。

　　敦煌的岁月，他经历了第一任妻子的分手，经历了身边同事的离开，但常书鸿守护敦煌的心始终没有动摇，直到等来敦煌的春天。

　　常书鸿还记得1951年6月的那天。中央调请北京大学赵正之教授、清华大学莫宗江教授及余鸣谦、陈明达等古代建筑专家到敦煌。

　　修筑在砾岩上的莫高窟，易于风化散落。此前，受限于经费、人力，常书鸿和其他研究员，尝试着做了木柱支撑和泥土填充的工作，可这有限的修理，对庞大的莫高窟来说是杯水车薪，无法阻止莫高窟的崩溃。

　　可这一回，莫高窟被全面地勘察研究了。之后政府部门还拨了款，对敦煌石窟实施了全面维修加固工程。这不但对洞窟的结构做了经久的加固，还加长了甬道，让400余个洞窟间的往来不再险象环生。

　　1943年常书鸿初见莫高窟时，它身处荒凉的戈壁瀚海，岌岌可危。经过数十年保护，和煦的春风将宕泉两岸吹成绿洲。鸟叫虫鸣伴着铁马声声、驼铃阵阵，间或夹杂着一两声汽车的鸣笛，把寂静的莫高窟装点得热闹又充满生机。

　　这是春天的敦煌，也是敦煌的春天！没有什么比春天里的敦煌，让常书鸿更为怀念了。常书鸿关于画作的思索，想必有了一个答案。

　　笔落画成。画作里，湛蓝的天空稀疏地飘着几团白云，在日光照耀下，有骆驼队自远处缓缓走来，开着紫花苜蓿的沙地上，马儿正屈膝卧坐。花树掩映下，民居错落，九层塔就静静地矗立在远处。

　　常书鸿与夫人李承仙画作《敦煌春天》局部

　　画完《敦煌春天》不久，常书鸿便离开了人世。他的墓地，就在莫高窟，遥望着这片他守护了半生的土地。墓前，镌刻着赵朴初为之撰写的“敦煌守护神”。

　　同为杭州人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说，常书鸿等前辈把敦煌当成自己的家，把敦煌融进自己的血脉里，把敦煌变成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太了不起了”。

　　择一事，终一生。从常书鸿到樊锦诗，浙江与敦煌缘分深厚，他们扎根在戈壁沙滩，以满腔热忱、毕生心血写就了“莫高精神”。守护莫高窟的接力棒代代相传，不断丰富着敦煌的艺术研究与实践体系，让敦煌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为可能。

　　一生总要去一次敦煌。当千年瑰宝展现于我们面前，感叹艺术之美时，应永远铭记、感谢一代代的敦煌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