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师者竺可桢

　　我们一生中会遇到许多老师，有的授我们以业，有的传我们以德。但有这么一批“大先生”，也许我们未曾在三尺讲台下聆听过他们的谆谆教诲，但我们借着文字与他们相遇，阅读他们的故事，钦佩他们的学问，感怀他们的精神，因而成为他们的学生。

　　今天是第39个教师节，让我们一起缅怀这样一位浙籍“大先生”——中国近代气象学、地理学的奠基人，永远的浙大校长竺可桢。

　　一

　　竺可桢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户小商人家庭，敏而好学的他在刚入学读书时，就在床头贴了一张写有“醒来即起”的纸条，以此来勉励自己。

　　1910年，二十岁的竺可桢考取第二批庚款留学美国的资格。在美八年，终成一剑，以优异成绩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的他，拒绝了美国多所高校邀请，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他就一头扎进气象事业，创办起中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在全国范围内广设测候所。1930年，气象研究所成功绘制东亚天气图，并开始发布天气和台风预报，中国人拥有了自主开展天气预报的能力，旁落多年的天气预报“主权”正式得以收回。

　　如果说科学是这个古老民族摆脱近代屈辱泥潭得以振兴的第一动力，那么启迪民智、培养栋梁的教育事业一定是推动这一宏大命题又一关键所在。

　　1936年，蒋介石邀请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这令这位科学家有些犹豫。他的妻子张侠魂曾对几位同学说起过：“你们的老师说现在政治混乱，书生气的人，校长不易做得好。而我说正因为当今教育情况不好，好人更应出来，才有改进希望。”

　　出于公心，竺可桢临危受命。在日记里，他曾提到因为有“振兴浙江省文化教育事业”的考虑。在提出“财政须源源接济”“时间以半年为限”等条件后，他郑重作出决定。这一刻，竺可桢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向“师者”的身份。

　　在一次新生谈话会上，他说：“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饱含深情的字句落进了每位教员和学子的心中。随着抗战爆发，为保学生平安、文脉不绝，他带领浙大师生西迁办学。

　　4次迁徙，2600多公里。茫茫岁月中，是竺可桢妻儿离世、近乎家破人亡的悲痛。可就在苦难中，竺可桢实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文军长征”，并把浙江大学办成了令国内外都刮目相看的“东方剑桥”。

　　浙大百年校庆时，苏步青回顾西迁历史时曾感慨：当年“师生们住古庙破祠，吃红薯干，点桐油灯，百结鹑衣。但为爱国而教，为救国而学，弦歌不绝，其精神、气节，远远超过‘贤者回也’！古人云：‘多难兴邦’。多难不仅兴邦，多难也兴学育才。”

　　二

　　“晴转多云，气温最低-7℃，最高-1℃，东风1-2级，局报。”

　　这是竺可桢留下的最后一篇日记。彼时的他已不能再如往常一样出门观察和记录，只能通过收音机用颤抖的双手记录下当天播报的天气，认真谨慎的他，为此特别标注“局报”。

　　竺可桢的日记，充分显示了其作为科学家所特有的严谨与认真，从1913年起，61年几乎从未间断。

　　观其日记，可见其为人。

　　他是开拓进取的科学家。作为近代中国“问天”第一人，他时时以唯实求真为念，为近现代气象事业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经他之手，近代地理学进入高等学校课堂，揭开了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新篇章。

　　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他实现了气象学和历史学的跨学科融合。《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更是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气象学新视角，引发世界关注。

　　他是孜孜以求的教育家。竺可桢接手浙大时，本想着“能将学校安定过去，半年以后就回复我的现在生活”，可没想到，这一干就是13年。在他的努力下，浙大成为当时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培养和储备了一大批人才。

　　西迁办学时，竺可桢以同乡先贤王阳明为典范，将艰苦流离视为“蹑着先生的遗踪而来”的致知之旅，将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与西方科学精神凝练为大学“求是”之精神、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之气概。这成为浙江大学在艰难困厄中崛起的精神力量，并长久地播撒入每一个学子的心中。

　　他是实干兴邦的爱国者。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是竺可桢一生所追求的。青年时代，他为改变旧中国贫穷之面貌而毫不犹豫地选择农学。归国之后，也会因气象管理被外国“代谋”，而克服种种困难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气象观测网。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投身自然灾害防治，为生态治理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时光送走了风起云涌的历史，却黯淡不了师者的初心。人的生命有限，教育事业却能绵延千年，一代一代接力传递，绽放出绚烂芳华。

　　三

　　敌机鸣啸、千里流离的峥嵘岁月离我们远去，绿草如茵的校园、窗明几净的教室成为现如今的标配。这位“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大先生”身上，哪些精神品质值得当代教育工作者好好学习、用心传承呢？

　　首先是坚守言传身教的使命责任。三尺讲台，一声老师，需知责任如磐。教师的双肩，担着学生的学业，担着民族的未来。从竺可桢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其精通专业知识成为学术典范的“经师”形象，更看到了涵养德性、润己泽人的“人师”楷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这份责任前人担得起，今人也应担起。

　　其次是践行天下为重的育人理念。教书育人，是一种谋生的职业，更是一份需要情怀去支撑的事业。竺可桢所坚信的，关于“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也正是在他的理念影响下，一大批浙大人走上了科技强国的舞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他的育人育才理念，也为当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诸多启示。

　　最后是坚持真理至上的治学态度。在当下科研领域，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时有曝光，这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正是学风浮躁、科学精神缺失。时至今日，竺可桢那句“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为何仍被人们津津乐道？正是因其始终坚持以真理为依归，恪守“无心同异，惟求其是”的信念，秉承对待问题敢于质疑、对待未知勇于探索的执着态度。

　　师者，传真理之道，授立功之业，解所遇之惑。在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上，有一段多年不变的内容，是竺可桢提出的两个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来自师者竺可桢的这洪钟大吕般的两个问号，叩问的不仅是学生，而是每一个人。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无论来自哪个学校，无论是即将佩剑入江湖，还是已经栉风沐雨路在途，做什么？做什么样的人？都值得一生去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