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张元济的执念

　　1932年1月29日早晨，尖锐刺耳的飞机轰鸣声撕碎了上海的天空。随着数声巨响，与商务印书馆一路之隔的、有着“亚洲第一图书馆”美誉的东方图书馆，瞬间被吞没在熊熊大火中。

　　46万册馆藏图书，包括35000多册价值连城的善本古籍从此绝迹，“纸灰在上海的上空飘落数日不散”……看着满眼灰烬，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的主要经营者张元济哽咽难言，甚至后悔不该将如此多的典籍存放在一处。

　　不久后，在商务印书馆河南中路发行所外，一张承载着一代出版人心愿的巨幅标语挂了起来——“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

　　拭去历史的烟尘，今天，我们回望张元济和那一代出版人用生命守护文脉的故事，感受他们接续文脉的执念。

　　一

　　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出身于嘉兴海盐一个书香世家的张元济，是名副其实的学霸。然而，因参与戊戌变法，他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后经李鸿章推荐，他来到上海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做译书院主事，算是交大的“老校长”。

　　谁也没料到，不久后，张元济“下海”了。1901年，他加入商务印书馆做股东。彼时，商务印书馆不过是四个排字工凑钱创办的一个小作坊。对此，太多人表示不理解，但张元济却是铁了心的。

　　在他的悉心经营下，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规模超过了整个亚洲所有出版企业，出版物占全国的52%。他一头猛地扎进了出版行业，是因为内心深深的执念。

　　当时，列强劫掠，古籍沦亡，“国运日衰，楹书难守”，张元济痛感中华古籍流失。比如，浙江归安陆氏皕宋楼，藏有百余部珍贵的宋本古籍。“一页宋版一两金”，在古籍中，宋本十分稀缺。然而，这些国宝级的宋本书却被日本财阀打包买走，四处流落。这件事，让他直到晚年依旧痛心疾首。更令他哀伤的是，此类事情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时有发生。

　　如何最大程度存续民族文化？张元济常深深思索。他开始一边整理家中的藏书，一边建立图书馆、采购古籍。1915年，他做了个大决定：搜罗古籍，影印出版大型古籍丛书，即后来的《四部丛刊》。

　　如此卷帙浩繁的工程，历史上或许只有《四库全书》能算先例，可那是乾隆倾国家之力才编纂铸成的。一个普通人，能完成这一浩大工程吗？

　　漫漫七年，《四部丛刊》终于面世。这部丛书把我国古代重要的经史著作、诸子百家代表作、历代著名学者、文人的别集，都按《四库全书》的分类方法，编排成经史子集四部分，先后出了“初编”“续编”“三编”。它收录古籍502种、3100多册，近9000万字，被称为中国现代出版史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

　　二

　　《四部丛刊》出版大获成功，为张元济孜孜以求的执念作了正名。

　　任何一件事的成功都不是毫无缘由的。要知道，在当时，完成这么一项大工程，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连商务印书馆内部都出现了反对声音。面对非议，张元济苦苦支撑、全力以赴。

　　比如，为了尽可能收集到最全的古籍，他把能用的法子都用了个遍。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自家门口挂了一块“收买旧书”的招牌；遍访全国有名的藏书楼，向藏书家商借古籍摄影……常熟古里铁琴铜剑楼、江安傅氏双鉴楼、长沙叶氏观古堂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还专程奔赴日本，带回罕见中国古籍的摄影底片，其中就有此前从皕宋楼流亡到日本的宋本。

　　古籍版本决定书的品质，他遍寻上世纪初的藏书楼书目，从中选择最优版本。如果发现更好善本，便不惜成本将先前所印的书撤回、重印。比如在收录《水经注》时，他听从王国维建议，弃用了原武英殿聚珍版本，从北大教授朱希祖手里借用了明钞宋本《水经注》。

　　不少古籍因保存不善，残破、缺页、墨迹不清等问题不少，需精心修校比对。张元济总是亲力亲为，伏案为每一页书校准，不清楚的字迹，一笔一笔描润清晰，用不同的版本对照甄别，确保准确无误。他每天至少完成100页的修校，以致用眼过度，医生多次叮嘱不能这般看书，但只要情况稍有好转，他又立即投入工作。

　　《四部丛刊》成功出版后，张元济更马不停蹄增补古籍，继续出版《续编》《三编》，收书150余种、3000余卷，并筹划出版《四编》。

　　三

　　张元济曾说，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今天，翻开《四部丛刊》的不同版本，从密密麻麻的方块字里，我们能读懂什么？

　　“莫愁前路无知己”的自信。最早编古籍丛刊时，张元济也有顾虑，他审慎地和前辈说，“此时尚应者寥寥”。然而，《四部丛刊》编印期间，他得到诸多相助，众多藏书家、文人、学者前来“聚薪成火”。比如，铁琴铜剑楼主人瞿启甲慷慨出借珍贵善本，不收一分一厘；蔡元培、胡适等加入商务印书馆复兴委员会，参与古籍收集和出版等工作。

　　而《四部丛刊》出版后，很快成为了不少文人的案头标配。胡适曾三次购买《四部丛刊》，连在美国时都辗转托人购买，漂洋过海运至住所；鲁迅对其尤有好感，日记里多次记录购书过程。

　　“为往圣继绝学”的情怀。如果说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文化符号，那么提及这个符号就不能不提“张元济”。而这一切背后，靠的正是那份“为往圣继绝学”的情怀，那份记录时代、传承文脉、启迪后人的执念。

　　为回击日本人毁我文化之举，年近古稀的张元济同时编校《四部丛刊》续编、《三编》和《百衲本二十四史》，与时间赛跑，为古籍“续命”。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筹划的《四编》不得不搁置下来。

　　这份情怀，后人能懂。80年后，当代学者拾起了接力棒，根据张元济留下的《四编》目录，于2016年完成了《四部丛刊四编》出版；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寻找、汇编了更多稀有古籍，2020年《四部丛刊五编》刊印。

　　百年来，几代学者前赴后继，无数出版人倾心倾力，才积淀出了古籍出版界今天所享有的口碑和声誉。大家的初心与底气，如张元济曾在与好友蔡元培的书信中坦露心迹时所言：“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英才为要。”

　　古籍虽无声，其一笔一画之间保存的正是中华文化的密码，一帧一页之间“流动”着我们的文化血脉。所谓弦歌不绝、文明日新，它们将深沉、持久地流淌在中华儿女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