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宝总同款西装“灵”在哪

　　电视剧《繁花》当中，裁缝给主角阿宝定制西装的片段，被不少网友称为名场面。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阿宝，一个普普通通一无所有的小伙子一跃成为上海滩上的股神。阿宝赚到第一桶金后，爷叔作为引路人，教给他的第一课就是备行头。

　　对于一件西装好不好，木心先生有过精辟概括：“要经‘立’、‘行’、‘坐’三式的校验。立着好看，走起来不好看——勿灵。立也好走也好，坐下来不好看——勿灵。”“灵”，就是好的意思。

　　剧中，宁波红帮裁缝上门为阿宝仔仔细细地量体裁衣，制作了一套十分有派头的西装。在裁缝的巧手下，西装的面料、款式、用途、设计都十分讲究。有网友评论，“西装一上身，阿宝秒变宝总”。

　　不禁要问，这是剧情的艺术夸张，还是红帮裁缝的剪刀真有这么“灵”？

　　一

　　红帮裁缝，“红”字何解？

　　一说红帮乃奉帮。红帮裁缝大部分来自宁波地区的奉化江两岸，而“奉”与“红”在宁波方言中发音相近。民国时期，上海南京路上的六家西服名店——荣昌祥、王兴昌、裕昌祥、汇利、王顺泰、王荣康，都是奉化人开的。因此，红帮裁缝实为奉帮裁缝之说流传至今。

　　也有一说认为，红帮取自“红毛人”之“红”。“红毛人”原指荷兰人，后逐渐成为当时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普遍称呼。在与国外通商后，一些地方的百姓习惯于在逐渐欧化的行业前加“红帮”以区分。

　　为何要走街串巷做外国人的生意？主要是迫于生计。沿海地区土质多盐碱，难辟为良田，纵使故土难离、穷家难舍，当地一些农民与乡间工匠还是揖别了明山甬水。

　　很快，裁缝们完成了原始积累，告别走街串巷的拎包裁缝，走向了租房开店的坐商模式，并占据了繁华街区。1910年，上海南京路上就有一家“荣昌祥呢绒西服号”，这是奉化人王才运开的，其父亲为革命志士徐锡麟缝制了中国第一套国产西装。

　　孙中山先生认为，西服虽好，不适应中国人的生活，正式场合会见外宾有损国体；传统服式，形式陈旧，又与封建体制不易区别。借着辛亥革命的东风，他来到“荣昌祥”，做了“一套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这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中山装”。

　　以“剪刀技术”为看家本领，红帮裁缝在此后越来越“灵”。他们抓住机遇，顺应时势，成为传统手工业者成功转型的一个典范。作为中国服装史上一支不可或缺的服装流派，红帮裁缝无疑是传承发扬中国服饰文化的“执牛耳者”。

　　二

　　剪刀、厨刀、剃头刀，是有口皆碑的“宁波三刀”，其中尤以剪刀首屈一指。红帮裁缝的这把“神来之剪”究竟有何与众不同之处？

　　一套独门技法。舶来品西装在国内的风靡，有赖于红帮裁缝们融贯中西、手艺扎实，并多作归纳总结。关于素质、造型、效果的“四功”“九势”“十六字”独门技法，“三分裁、七分做”“领半工、袖不息”等从实操中提炼出来的口诀理论，还有“小牛背”“美人肩”等量体时生动的行业术语，都是红帮裁缝力求衣服合体、扬长避短的经验。

　　一双火眼金睛。红帮裁缝有门绝技，叫“以目代量”。比如，只要看一看外国电影中名角的服饰，他们就能为顾客打板复刻。也正得益于此，20世纪初，上海人就能穿上明星同款。

　　再举个例子，享有“西服圣手”美誉的红帮裁缝余元芳，曾受邀为到访的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家人制作衣裳。谈笑风生间，余元芳就通过目测默默记下了“主角”们的尺寸，不日便送去大衣西服，柔软合体、式样新颖，亲王一家很是惊喜。

　　一张用户画像。所谓“天下三主，顶大买主”，红帮裁缝一早就参透了“顾客至上”的理念，除了给予到店顾客宾至如归的服务，他们还会给老顾客发信告之“新货已到，恭候光临”，随信附上面料小样并说明其特色、优点。有时，一杯咖啡的时间里，看似闲聊间，裁缝已为客人做了全方位“把脉”——顾客出入的场所、定制过的面料款式等都被一一登记入册。这大概就是早期的用户画像，可见其做生意之用心。

　　一份千斤承诺。“加工足料，精工细作，永不走样”是红帮裁缝对顾客的承诺。就比如在试样时，除却常规的两次“毛壳”“光壳”，有时还需反复试上三五回，才能让衣服与人更加相得益彰。如果碰上顾客对做出来的样衣不满意，红帮裁缝还会当场剪掉作废，重新免费定制，以顾客满意度为最高标准，以此来赢得信誉、打响品牌。

　　三

　　有人说，红帮裁缝是小裁缝闯荡大上海，小剪刀剪出新天地，他们为客人量体裁衣，也为时代“打版定样”。红帮裁缝一路走来，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他们寻求自强。红帮裁缝活跃于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之际，在夹缝中求生存，常常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等势力的遏制与压榨。面对危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与外势力作抗争。只要有“西风”吹到的地方，红帮裁缝就会闻“风”而至。无论是上海的南京路、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北京的王府井等地段，还是背街小巷里，都有红帮裁缝的门店。他们几乎占领了西服业市场的每个角落，其涉足之先、规模之大，让当时的外国西服业望尘莫及。

　　他们同心协力。红帮裁缝崛起后，又及时引入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将产业带入近代化轨道。为了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中拥有行稳致远的底气，红帮裁缝还较早建立了行业组织，即西服业同业公会，使得行业在险恶时局中保持了顽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他们良匠筑梦。红帮裁缝沿袭了传统的艺徒制，在生产力低下的状况下，保证了前期发展的人才供给。随着西服业不断发展，上海西服业同业公会创办了西服裁剪补习班，系统翔实的教材、专业专职的教师，取代了“生产第一、教育次之”的学徒制，为西服行业培养了不少人才，也为现代服装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红帮裁缝技艺也曾和许多非遗一样，面临着不少现实难题。对此，宁波早早开始行动，调查红帮源流、创建宁波服装博物馆等，让更多人了解红帮裁缝甚至加入其中。此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红帮文化系列丛书出版，讲述红帮传奇故事，让这项手艺过去可追、未来可期。

　　《繁花》带火红帮裁缝，也让不少网友循着线索找到了红帮裁缝的发源地——宁波奉化，当地王兴昌洋服店的“宝总同款西装”销量大增，顾客大为赞叹，“宝总同款西装，真的‘灵’”。

　　从红帮裁缝的裁剪之道中，从飞针走线的匠心传承里，我们除了感受到《繁花》里的温情脉脉，也感受到传统匠心和现代精神的汇聚、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