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当马一浮站在人生岔路口

　　1938年春天，隐居避世30多年的马一浮决定重新出山。战火连天的岁月，马一浮从衢州开化出发，跋山涉水数日才到达此行目的地——江西泰和，即抗战时期浙江大学所在地。

　　浙大讲台上的马一浮，从天地万象溯源，重述儒学的价值和意义，希望学生“竖起脊梁，猛著精采”，堂堂正正地做有责任心、敢担当的人。

　　从国学里求索民族希望，并以此为毕生功业的马一浮被誉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这个名称背后，有着怎样的丰富内涵？

　　一

　　19世纪末的中国，充满动荡与变数。是否要出国以寻求救国之道，是马一浮人生之路上面临的第一个岔路。

　　百日维新的“夭折”，预示着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清王朝已岌岌可危。此时，内忧外患如黑云般压在国人头上，命运之手推动着大量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少年马一浮也随着涌动的人潮离开了家乡绍兴长塘乡，试图去更广阔的天地“睁眼看世界”。

　　他出行的首站，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上海。在这里，他刻苦学习外文，并同好友谢无量、马君武等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译介西方思想。此时的马一浮，胸怀求知救国的热情，以文章诗篇闻名沪上。

　　然而好景不长，短时间内，马一浮接连遭遇至亲、挚爱离世。背负着深重的苦痛，他“逃离”故土来到美国，同时也希望找到一剂强国良方。“万里来寻独立碑，丈夫到此自堪悲。”在美期间，他夙兴夜寐、博览群书，不仅阅读黑格尔、康德、叔本华、达尔文、莎士比亚等人的著作，翻译《法国革命党史》《日耳曼社会主义史》等作品，还率先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介绍到国内。

　　但这位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并没有在异国他乡找到“独立碑”，反而对“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现实有了更加清醒的认知：他听到美国学生公开讨论是否要分割中国领土，看到华裔到美国参加交易会就必须缴纳保证金和证明，发现诸多留学生以留学为名，以求官逐利为实，不顾民族尊严与存亡……

　　如果说在国内面临的是列强欺凌，在国外，马一浮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沧海飘零国恨多，悠悠汉土竟如何”。于是，他毅然回国。归国后的他换下西式的行头，选择将长衫穿在身上。

　　或许，青年马一浮认识到，不管在西方求索多久，故土永远是自己内心挥之不去的牵挂。

　　二

　　“入世”还是“入仕”，是横亘在马一浮人生中的又一个岔路口。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愿以一己之所长留下一簇文明的火种。

　　在提倡“学而优则仕”的年代，马一浮似乎是个“不合时宜”的人。他被李叔同称为“生而知之者”，自小就靠着聪明勤奋收获了“神童”的美誉。作为“别人家的孩子”，16岁在绍兴参加科考便一举夺魁，同年应试的，还有鲁迅、周作人等日后的文化明星。

　　不出意外的话，出身官宦之家、自幼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马一浮会在科举之路上一帆风顺。可他不仅没有在年轻时继续走“八股取士”之路，而且在往后很长一段岁月中，一直过着“孤神独逸”的隐居生活。

　　西湖边的广化寺是马一浮的居所，也是他的精神栖息地。据记载，在寄居于此的时光里，他潜心治学，到文澜阁苦读《四库全书》，还学习了七千余册历代诸子百家的文章，写就《诸子会归总目并序列》。

　　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部总长，聘世交马一浮为教育部秘书长。入职不到三周，他便以不善官场酬酢为由，向蔡元培请辞：“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他并非不会做官，而是明白自己的见解不合于世俗，仕途不过是过眼云烟，摆脱浮华才能做回自己。

　　马一浮未入仕，也没有在乱世中做一个消极的冷眼旁观者，他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命运。

　　1907年，绍兴同乡秋瑾遇害，马一浮满腔愤慨地写下“瑾死，足变国俗”，还作诗《悲秋四十韵》（悼秋瑾），详述秋瑾投身革命的壮烈事迹。

　　在国破家亡之际，他不愿独善其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四川乐山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只为延续传统文化的血脉。书院停讲后，便以刻书的方式保留经典。在他看来，多保管好一本书就是为后人留下一粒文化的种子。

　　文明在乱世中艰难传承，不乏仁人志士在千钧一发之际默默守护着国家与民族的瑰宝。不愿走仕途，又在危难时刻走出书斋、躬身入局的马一浮，用行动诠释着知识分子的骨气与担当。

　　三

　　当时，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之下，从“中体西用”到“中西互补”，从“中国本位”到“全盘西化”，“中西文化”之争趋于白热化。

　　身处中外文化交汇的时代，诸多读书人都在思考，中国将何去何从？马一浮也不例外。站在第三个路口，“向东”还是“向西”，怎么选择？在遍读中西学术典籍、经历中西文化碰撞之后，他主张以中统西，寻求中西文化的融合。

　　他为浙大师生上的第一课便是讲解“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古训掷地有声，回荡在偏僻山沟里。这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也是传统文化的震撼力。

　　也许在当时的很多人眼中，身着长衫、蓄起长须的马一浮是一位复古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事实上，他反对将传统文化定义为“倒退的”“腐旧的”“独裁的”“贵族的”，清醒地认为传统文化是“前进的”“日新的”“普遍的”“平民的”。

　　他怀着民族自信，既传扬“六艺”，也学习西方科技发明，走在与时俱进、继承创新的大道上。马一浮提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命题——“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致力于“以有生之年专研六艺”。

　　马一浮为浙江大学创作的校歌，就是其创新观念的鲜明表达。“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这首至今仍在传唱的校歌文蕴深厚、曲韵雅致，契合着浙江大学的求是创新精神，体现出一种开放、包容的气质。

　　有人说，马一浮的学问是“后世相知或有缘”。历史未能让他成为救国先驱，却让他成就了具有超前文化眼光的一代儒学宗师。

　　如今，走进位于杭州灵隐路上的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马一浮的铜塑雕像伫立在一方清幽的竹林之中。他拄杖而立，眼神中透着坚毅，仿佛在深情吟唱着自己的理想之道。风吹竹响，他的希冀犹在今人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