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我国就重视构建师生之间和谐融洽的关系。比如《论语》中常常会出现师生围坐、共同探讨的场景:老师循循善诱、春风化雨,师生同门间各抒己见、谈笑风生。这样的图景,在现在的高校里同样比比皆是。
不过,一段时间以来,学生举报导师的新闻时不时就会“爆”成热点。比如前不久,某高校15名学生联名举报自己的导师,长达23页的举报信控诉导师“安排科研外的私人事项”“截留学生劳务费”等行为,引发热议。
那么,什么才是“导”与“学”之间该有的样子?两者之间的“结”,该怎么解?
一
导师制起源于英国。自14世纪起,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就建立起了导师制,导师与学生以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形式进行联结,进行以学业为主的教育。
我国的导师制起步较晚,导学关系更倾向于建立在导师与研究生群体之间。据教育部数据,2023年,我国在学研究生增至388.29万人,共有高等教育专任教师207.49万人。关于研究生导师队伍人数,近两年虽未公布过最新数据,但教育部曾统计,2021年全国共有研究生导师55.7万人。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对不少学生来说,调换专业、申请奖助学金、发表论文、毕业论文答辩,等等,很多事情都需要得到导师的指导与认可。因而,“导”与“学”的关系直接影响着研究生的学术能力、道德修养、综合素质,关乎高校的人才培养成效。
网上有不少被誉为“神仙级”的导师,比如西北工业大学吕震宙教授在个人主页上把学生所获荣誉排在个人奖项之前,并将毕业学生就业去向全部公布出来;南开大学的胡金牛教授在介绍自己时,用“大白话”归纳概括自己的研究方向,给学生的方向选择提供一定的参考,主打一个坦诚相待。归根结底,这些导师们之所以拥有“硬核口碑”,都是因为他们在用最朴实的方式践行着为师之道。
不过,近年来导学冲突、导学矛盾事件不时发生,导学关系异化已经越来越成为推进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需要关注的“痛点”。
比如,“导师像老板,我们则是打工仔”成了不少学生的调侃。研究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免不了要参加各种科研课题项目。通常情况下,导师为学生提供实验设备、资金支持,学生为课题项目提供学术劳动,这种科研分工本身应该是一种指导合作关系,但有的导师把项目的完成情况跟资金补助、毕业条件等强行捆绑在一起,关系就变了味。
比如,有的学生愁活太多,有的学生却面临着被“放养”的困境。少数导师被聘为教授、博导后,少了考核压力便开始“躺平”,既不关心也不指导,任由学生“自由发展”;还有的导师忙于跑项目、拉课题,把指导工作全部下放给所谓的“小导师”,“只挂不导”让学生陷入了项目推不动、论文写不出、毕业会延期的被动局面。
二
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这枚“硬币”的两个面。导学关系“打结”的背后,折射出高校在学术管理、教职工评价、导学沟通机制建立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当前,高校的学术评价标准相对更侧重于论文发了几篇、经费拿了多少,这些量化指标直接和导师的职称、“学术帽子”相挂钩,以至于导师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与职称评聘最为相关的科研、项目方面,而忽视了人才培养这些难以量化考核的工作。比如,年轻导师面对“非升即走”的考核压力,也只能将部分压力转移到学生头上,更关注直接成果的产出,可能会有违学生成长和发展的规律。
一些高校对导师的考核评价仍缺少科学全面的向度与制度。事实上,导师的师德师风、对学生的指导效果等都有必要纳入到评价体系当中,还要真正发挥作用。从今年掀起舆论风波的几起学生举报导师的事件看,师德师风不是小事小节。大家期待中的导师,不应像老板一样对学生颐指气使、派活下令,更不应牺牲学生的利益和前途,做出违背道德底线的事情。这样的行为抹黑了“大先生”的形象,也背离了教育的初衷。因而,在选拔、评价导师时,有必要通过建立切实可行的机制并加以有力施行,对良好的师德师风进行考量。
产生导学矛盾,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实就业环境和教学培养目标之间出现了偏差。部分学生希望更多地接触社会,毕业能找到好的工作,实习、考证可能成为他们的主要任务,现实的就业压力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潜心学术的空间;但对很多导师来说,对研究生的培养设计则更在意学生有更多的学术参与和学术贡献。双方的诉求、目标没有统一到一个点上,难免可能催生出矛盾。
导学关系更是一种人与人交往的社会关系,也需要常态化的沟通交流,一些学生和导师之间还存在着交流障碍。比如,有学生不提前做学业规划,写学位论文也不和导师商量,快到截止日期了才匆匆忙忙发给导师审核;还有的一旦与导师的想法有分歧或达不成自己的诉求,就当面顶撞导师,这些问题也值得一些学生去反思。
图源:“中国教育报”微信公众号
三
在学历“内卷”加剧、多元价值碰撞的大背景下,我们更加需要直面导学关系失序的问题,不能让导学矛盾成为学子求学路上、导师从业生涯中都解不开的“结”。
导学之间的“公私界限”需要理清。什么是“公”?什么是“私”?诸如导师出差时帮忙取个快递或者加班时帮忙打个饭这样的“私事”该不该帮,还是取决于导生双方对界限的把握。笔者认为,学生偶尔帮导师做一些事务性工作,这是人之常情,但如果导师过度在个人私事上“压榨”学生的时间、精力,把学生变成自己的“下属”,就明显越过了两者之间的界限。
导师对学生的培养,更多应是指导其接受规范的学术训练,言传身教地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念,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工具人”。权力和威压不应成为导师威信的来源,卓越的教学能力、深厚的学术造诣以及高尚的人格魅力才是赢得学生尊重的不二法门。
把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立起来。我国研究生群体如此庞大,并且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出现一些师生矛盾在所难免,关键看能不能让矛盾消于未发,哪怕出现问题也能快速响应、及时解决。
比如有的学校探索建立了“导师组”制度,一位学生可以有多位导师,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再与导师进行双向选择,并且建立过程中的双向选择机制。有的高校成立教师伦理委员会,既接受学生的投诉,也对导学矛盾进行调解;还有的学校搭建了交流平台,提供人际沟通、心理疏导等方面的培训,这些都是具有可行性的探索。
既要保护好学生,也要保护好老师。应当旗帜鲜明地抵制师德失范行为,最大限度保障学生的权益,学校要把好导师遴选的关口,对于师风师德有问题的导师“一票否决”。但如果因为导师严把学业质量而引发导学矛盾,甚至遭到学生的恶意举报,则要立场坚定地为老师撑腰站台,决不能让兢兢业业、甘为人梯的老师被中伤。
化解导学矛盾的“结”,关键是要让导师回归育人的本位,让学生回归学习的本位。彼此真诚、信任和理解,也就能互不辜负、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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