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大历八年(773年),年逾花甲的颜真卿辗转来到湖州任刺史。在这个清越的江南之地,处于人生低谷的他,得以放下个性中的肃穆与凛然,与云集至此的文士们交游唱和、著书修典、治理地方,并再次开启对命运的“突围”。
然而,朝堂上那位因结党营私、专权擅势而遭他弹劾的权相元载,处心积虑地编织了他在湖州的“三宗罪”:招揽文士,有非议朝政之心;著书立说,有私撰国史之嫌;安抚流民,有图谋不轨之迹。
可在后来看来,这所谓的“三宗罪”恰好成为颜在湖州最为精彩的“三部曲”。我们不妨循着这三个方向,看看他在湖州如何“自愈”,并成为当时的“文艺顶流”之一。
一
在来到湖州的前几年,以书法呈现盛唐气象的颜真卿,在“安史之乱”中遭受了侄儿颜季明一家“父陷子死,巢倾卵覆”的巨大创伤,还因得罪宰相元载,踏上了迁徙流离之旅。
因此,来到湖州以后,他便试图在这个“境新耳目换,物远风尘异”的他乡,做一个“自洽”的“文章太守”。在湖州,他开始了密集的寻访与交游。所以,所谓“招揽文士”之罪,恰好成为他跌宕起伏人生中最为熨帖的部分之一。
他最先拜访的便是吴兴杼山妙喜寺的住持皎然。这位自称中国山水诗派创始人谢灵运十世孙的没落贵族,是公认的富有才华的诗僧兼茶僧,他的诗作见机忘俗,禅茶造诣更是清远澄澈。
因为颜真卿的主动拜访,生性孤介的皎然成为颜在湖州酬唱最勤、交往最深的密友。有统计显示,《全唐诗》收录了以颜真卿为首创作的22首湖州联句,皎然就参与了其中的20首,“不似春醪醉,何辞绿菽繁。”“如何长饮露,高洁未能名。”“兹夕无尘虑,高云共片心。”从二者的诗文可看出,皎然始终以一颗宁静的禅心,牵引着这位远道而来的刺史,进入禅茶一味、诗书同源的绝妙境界。
这一年,颜真卿还结识了另一位四海为家的“文艺大咖”——“茶圣”陆羽。这位因茶名遮蔽诗名的文士,与生性豪爽的颜真卿分外投机。颜不仅筑起三癸亭,对这一伟大友谊进行显著标识,而且助其修建“青塘别业”。也正是在湖州,陆羽完成了《茶经》。
五年时间内,曾饱受创伤的颜真卿,从陆羽的茶碗里品到了“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原”的超越;在与皎然等人的聚会中,偶遇了“新知满座笑相视”的惊喜;在与刘全白等人的交游里,释放了“覆车坠马皆不醒”的快意……
二
有学者统计,在任湖州刺史期间,颜真卿与80多位名流文士交流往来,包括外来游历文士、隐士与僧道、颜真卿族人、湖州地方官与幕僚,等等。文坛的反馈更为直接:这一时期,在以颜真卿等人为首的“湖州文人集团”引领下,中唐时期的“吴中诗派”快速崛起。
最为重要的是,因为颜真卿的湖州“朋友圈”迅速扩大,直接促成了《韵海镜源》的定稿。这是一部集文字与音韵大成的巨著,其作用与价值相当于今天的《古汉语字典》——虽然这恰好成了他“著书立说”“私撰国史”等文字罪证的“证据”。
大历八年(773年)六月,由陆羽、萧存等杰出文士组成的强大“编委会”,开始废寝忘食地参与这一浩大工程的集中攻关。这年深秋,《韵海镜源》的“编辑部”从当地的州学搬到了杼山。第二年春天,《韵海镜源》修订完成,生性恬淡安静的皎然无比激动,为其做了一波硬核发行推广:“九流宗韵海,七字揖文江。借赏云归堞,留欢月在窗。不知名教乐,千载与谁双。”
而这起“文字罪名”的另一“证据”,则是他在湖州主持了诸多“文化沙龙”。如其中的岘山漥樽亭联句活动,就有皎然、陆羽等29名文化名流同时参与,可与隔壁绍兴的“兰亭集会”相媲美。
此外,在湖州期间,他修筑放生池、重建霅溪馆、创立贡茶院、题额《西亭记》……不仅恢复了大量六朝以来的文化胜迹,而且留下的碑刻、铭记多达20余种。在中国的书法史上,“湖抚十年”正是“颜楷大成”时期。现存的《颜鲁公集》中,书写湖州的作品更是超过三分之一。
这一系列“文化之曲”,接续了这片好山好水闲雅尚贤的文化品格,并使得湖州进一步积淀起诗歌文化的底蕴。
三
早在颜真卿到达湖州之前,由于北方和中原地区的人口因“安史之乱”大量南迁,湖州的人地关系已然失衡。再加上当时的水涝、瘟疫等各类天灾,更让太湖区域不太平。因此,摆在颜真卿面前的湖州,也并非只有“诗与远方”。
据记载,任职期间,他不但没有消沉抱怨,反而更加勤于政务:“长孤养耆,彻备浚隍”——不仅竭力抚育孤老、休养生息,同时招募四方流民疏浚河道、围湖屯田。宋嘉泰《吴兴志》中的评价则是:“(颜)在郡累年,德政洽于千里,邦人仰其忠烈。”
从这个角度来看,“安抚流民、垦荒囤粮”的“第三宗罪”,则成为他为君守政、为民解忧的生动印记。
据《旧唐书》记载,大历十年(775年)七月,“杭州大风,海水翻潮,飘荡州郭五千余家,船千余,全家陷溺者百余户,死者四百余人;苏、湖、越等州亦然”。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让太湖平原上百姓赖以生存的农耕经济遭受重创。因此,摆在他面前的湖州正是满目疮痍的萧瑟与颓废景象。
显然,这一巨大灾难再次击中了颜公坚韧而柔软的内心,也让他重启了保境安民的政治智慧。尽管我们无法得知具体的救灾过程,但大水之后,那张流传至今的《湖州帖》(又称《江外帖》)——感激刘尚书及时相助的信札,成为人们“解读”颜公彼时心境的重要参照。
尽管还有一种说法是,这张具有书法史意义的帖子,被认为或许是宋代米芾所作,但后人还是更愿意从中窥视颜真卿焦虑的心境及其刚毅的书风。
大历十二年(777年),随着元载伏罪,颜真卿得以再次回朝。离去之后,当地人自发为他立“去思碑”、建“鲁公祠”、塑颜公像、撰《怀忠辞》……
今天看来,在湖州的五年,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时光。而他在湖州写下的这“三部曲”,又何尝不是这位耿介忠厚大臣只有在“诗画江南”,才得以安顿的可亲可爱的反转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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