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儒风如何润东南

　　明嘉靖四年（1525年）秋日的一天，杭州万松书院内，红墙碧松，笑语、琴音与书声汇成一片。听闻东南大儒王阳明所撰的《万松书院记》碑正在揭幕，一群刚参加完浙江乡试的身穿儒衫、头戴儒冠的学子蜂拥至此，大家谈天说地、论今说古。

　　这样的人文胜景，只是江南悠长儒风雅韵中的一抹。摊开中国地图，在东起宁绍平原、经杭州沿钱塘江和金衢盆地西至衢州，再绵延至福建、江西、安徽、湖南等广袤的江南地带，在历史上特别是南宋以后，是儒学文化底蕴最深厚、学术思想最活跃的区域之一。

　　近年来，有学者将这一文化动脉称为“中国东南儒学走廊”。那么，这条文化长廊留下了怎样灿烂的篇章？

　　一

　　感受东南儒学走廊的绝代风华，首先要说的是一波举世闻名的“鸿儒巨匠”。南宋以后，东南一带群星璀璨，相继涌现出了“东南三贤”——吕祖谦、朱熹、张栻，以及包括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等在内的一大批富有创新和探索精神的儒学大咖。

　　大咖们频繁往来于钱塘江这一水路要塞，而后或通过仙霞古道等陆路，或经信江—抚河河谷等水路，在浙闽赣皖间论学问道。他们潜心研究、开宗立派，一路讲学、传播思想，在这条文化长廊上留下了诸多足迹。

　　比如，王阳明在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后，回到家乡讲学，不但江西的学子尾随而来，就连湖南、福建等地的青年才俊也纷纷前来问学。有时，环坐而听者达数百人。

　　其次，这里有一批久负盛名的书院。书院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具传统文化特色的教育机构，据统计，南宋时期全国共有435所书院，聚集在这片东南儒学区域的就有近200所。像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丽泽书院等，也成为思想交流与学术争鸣的“前沿阵地”，进一步促进了儒学在江南地区的弘扬。

　　如岳麓书院，以一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天下闻名；又如朱熹、陆九渊亲自讲学的白鹿洞书院，其办学规条和宗旨，在中国乃至东南亚儒家文化圈都意义重大。

　　最后再来说说那些影响深远的思想盛会。南宋时期，儒学发展进入新阶段，高度思辨的理学与心学蓬勃兴起，对争鸣与辩论的需求日益迫切，“会讲”由此应运而生。在1175年至1176年这短短的时间里，在东南儒学走廊上，就涌现出“寒泉之会”“鹅湖之会”“三衢之会”三次大盛会，儒学大家齐聚一堂，百家争鸣，激荡碰撞出了《近思录》等众多思想精华。

　　“学术大咖”吕祖谦：创丽泽书院、开金华学派 图源：“金华文旅”微信公众号

　　二

　　纵观历史长河，北方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儒学发展的中心地带，但在南宋之后，儒学却迅速在江南地区蓬勃发展。这背后，有着几方面的原因。

　　“洛学南传”为江南儒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北宋时，程颢、程颐兄弟在洛阳开创了儒家学派之一的洛学。留下“程门立雪”佳话的杨时、游酢，学成南下，程颢以“吾道南矣”相送。游酢中进士后任萧山县尉，杨时先后担任余杭、萧山县令，他们从政之余不忘以讲学等形式推广洛学，是为“洛学入浙”。

　　随着大儒们的四处讲学、广设学堂，儒学得以从北方广泛传至江南地区，并对闽学、心学、婺学等多个流派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宋室南迁”为江南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条件。南宋初年，随着宋室的南迁，大量文人士子随之“衣冠南渡”，不仅使得江南地区的生产力和基础设施得到大开发，也让东南地区的文化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这一时期，陆运、水运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带动了东南儒学区域沿线城市的繁荣，比如位于衢州境内的仙霞古道等，就发挥了贸易路线与交通要道的作用。同时，浙江杭州、福建建阳也是宋代的刻书中心，印刷业的繁荣加速了知识的普及，这些都为儒学文化的兴盛提供了便利条件。

　　“大宗南渡”加速推动了儒家思想在江南的传播。1129年，孔子第四十八世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率族人南渡并定居衢州后，以孔氏宗子为主的儒生们在江南地区开枝散叶。在此背景下，儒学在南方的“朋友圈”得到极大的拓展。

　　据资料统计，南宋时期，孔氏南宗的后裔中，有36人分别在不同的层级担任过学官，足迹遍布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多个省份。此外，明清时期杭州的四大书院，有三所曾有过由南孔后裔主持的记录，尤其是万松书院，南孔后人主持其祭祀典礼长达450余年之久。

　　三

　　那么，这条横贯东南的儒学文化走廊，“走”出了什么？

　　日用不觉的儒雅之风。在这片广袤的传统文化厚土中，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融互鉴，使得儒学不仅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更成为大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有学者认为，正是东南一脉丰硕的儒学资源，涵养出这一地域颇具儒雅的文化气质、文明品格和精神风貌。

　　如，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至今仍然是和谐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人人崇贤、事事有礼的观念深入人心，滋养了当代诸如“浙江有礼”等区域文明实践；再如，习习儒风浸润之下，耕读传家等成为百姓心中的共识。

　　崇教尚学的好学之风。这条儒学文化走廊上，孕育了无数的文化名人与思想大咖。一代代儒者通过兴文教、办书院、任学官，推动儒学从庙堂“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崇文重教之风在江南地区盛行的一大原因。

　　比如，尊师重教之风受到格外重视，在南孔学子“三礼”中，就有凸显礼敬师长的“尊师之礼”，将儒家文化精华贯穿于铸魂育人之中，通过仪式感增强传承度。再如，金华榉溪村、衢州沟溪村内隐于山野的孔子后裔，躬耕经商、治学弘道，求学于各行各业，希望通过学习来实现理想抱负。

　　诚信为本的儒商之风。孕育于东南的徽州商帮、宁波商帮、福建商帮、龙游商帮等历来名动一方。许多商人以儒家文化为精神底色，在“义”与“利”中找到了平衡点，从而在商海中乘风破浪。

　　比如龙游商帮，“浙江宣传”曾在《“天涯贾客”出龙游》中提及，“以义取利”“义利并举”的基因深藏于龙游商帮的发展脉络中，他们童叟无欺式诚信经营、亦儒亦商的文化气质一度成为美谈。再如，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闽商陈嘉庚、浙商包玉刚等企业家“兼济天下”的情怀更是超脱世俗，他们也由此成为担当社会责任的商界代表。

　　此外，从这一广阔沃土上“生长”起来的学术成果、思想价值，还对日本、新加坡、朝鲜、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的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或许，你对“中国东南儒学走廊”的概念还有些陌生，但在学术圈内，这已是热点话题。它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值得我们持续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