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资治通鉴》如何炼成

　　公元1086年，有一套大型史籍在杭州开始雕刻印版。这一刻，就刻了7个年头。到了1092年，它才刻成付印。只是一套书，已由国子监专职负责监印，集中了当时最高水准的工匠团队，为何还要花费这么长时间？

　　缘由是它规模庞大，共有约300万字，294卷。它生动翔实地记述了中国1362年的历史，从战国到五代，内容包罗万象。在汗牛充栋的中国历史典籍里，它是标志性的巨著，被历代政要学人奉为圭臬——它便是《资治通鉴》。

　　那么，这部史学巨作为何在宋代诞生？它又如何炼成？

　　一

　　毛主席曾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开山之作，《资治通鉴》是编年体通史的巅峰之作，而它们的作者恰巧都姓司马。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修史的传统，历朝历代，不管是官修还是私著，常有巨作涌现。到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现在通行所说的二十四史已诞生了十九部。从内容上看，《资治通鉴》更多是整合和提炼，原创并非其擅长，干的类似是“集成商”的活。那它为何又能后来居上，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呢？

　　缘由在于，以上这十九部正史，加起来有数千万字，一般人能把前四史看完就很不错了，以史为业的人都难以读完这些书。而《资治通鉴》就解决了这一难题，它采取了编年的形式，将1300多年的历史浓缩在300万字里，让人能清晰地了解掌握史实的脉络。这或许就是它最大的创新之处。

　　当然，《资治通鉴》能成为经典，还与以下特点关联极大。

　　比如，史料实。《资治通鉴》绝非是简单的史料“搬运工”，而是集天下史料来比选，并进行细致考证。这些考证成果还专门出了一本书，叫《资治通鉴考异》。

　　比如，故事活。《资治通鉴》叙述平实，文风质朴，将历朝历代的语言进行融合锤炼，形成了鲜明的司马光风格。它叙事极为生动，如经典的“赤壁之战”的史料原先散落在各种文献里，一经司马光的整合，用了约2000字便将这场大战写得栩栩如生，经典人物如跃纸上。

　　此外，《资治通鉴》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智慧和深刻的人生感悟，字里行间映射着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并产生了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清代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等一批追随之作。

　　二

　　《资治通鉴》得以问世，有哪些重要因素在起作用？

　　首先得益于宋朝特殊的文化环境。史学大家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并非一味抬高，宋朝文化能达到高峰，跟当时“以文治国”之策关联极大。《资治通鉴》这种磅礴之作，编写工作近二十年，没有皇家的财力物力人力支持，绝对是难以支撑的。

　　如宋英宗，作为皇帝虽政绩平平、情绪不稳，但对编写《资治通鉴》有大功劳。他看到司马光进呈《通志》时就如获至宝，于是极力支持司马光成立编写史书的机构——书局，并允许司马光自己选聘助手，这给了司马光极大的自主性。同时，他在史料文献上给予了不少帮助，让书局的人可以调用崇文院、龙图阁、天章阁等皇家藏书。

　　继位的宋神宗，虽然在变法问题上和司马光存在着巨大分歧，但对编写《资治通鉴》的支持不遗余力。宋神宗非常看重这套书，将自己做皇子时收藏的2400余卷图书都送给了司马光。他将这套书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其作序。

　　其二在于，司马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一个团队在和他一起躬耕。从在开封成立书局起，至搬迁到洛阳终，一直有专职人员陪伴着司马光一同编书。

　　如刘恕，十八岁考中进士，记忆力惊人，是司马光最早看中并推荐加入书局的。有次刘恕和司马光一起出游，看到五代的一块墓碑，是个不知名的将军的，刘恕随口将其生平事迹滔滔不绝地说了出来。司马光半信半疑，回家查阅史料才发现和刘恕讲的一模一样，由此更加拜服。刘恕到藏书家宋敏求家里查阅史料，宋敏求好酒好肉每餐招待，反被他嫌弃，表示自己是来抄书的，这些宴请妨碍正事了，赶紧停了。后来，刘恕不幸中风，右边全部瘫痪，也还是修史如故。

　　再如负责唐史的范祖禹，放弃仕途升迁，心甘情愿跟随司马光在书局里默默工作15年，是司马光在洛阳时的得力助手。他在编写《资治通鉴》的同时，还写成了《唐鉴》一书，因其精彩深刻，他也被人称作“唐鉴公”。

　　此外，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承担了编校工作。正是有这么一个史才史德史识俱佳的强大团队支撑，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才让司马光更加游刃有余地完成最后的编撰和审定。现在很多人只知道司马光，而没有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的协助，《资治通鉴》是不可能问世的。他们的名字和司马光一样闪亮。

　　《资治通鉴》手稿 图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

　　三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由于司马光这个人。

　　简单来说，司马光的一生干了三件事：小时候砸缸，很早就成了“网红”；中年时修史，传下了不朽的《资治通鉴》；晚年时废法，终结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所有变革。千余年过后，于后人后世最有价值的还是修史这事。

　　司马光能修成《资治通鉴》，首先在于他有定力。定力就是一个人对内心法则的遵循，司马光对认定的事不屈服。这种定力，从性格分析来说就是“轴”，也只有“轴”的人才不会受外界影响。比如宋神宗非常赏识他，一直想重用他，但他反对王安石变法，拒绝皇帝的好意，甘愿在洛阳坐十几年冷板凳。

　　其二在于他有耐力。从书局设立开始，编写《资治通鉴》算起来有19年，如果加上他筹划《历年图》的时间，那就有将近30年了。司马光到了66岁才修成书，两年后他就去世了。没有长期主义的坚守和耐心，他可能早就坚持不下去了。比如唐代卷，初稿有六七百卷，而经司马光之手，最终成稿时只有八十一卷，而这就花费了他三四年的时光。

　　最后在于他有毅力。有段时间，司马光常被同僚邀去游玩，虚度了时日，有一次到独乐园赏花，结果被园吏批评“方花木盛时，公一出数十日，不惟老却春色，亦不曾看一行书，可惜澜浪却相公也”。此后，对所有的邀请，他都以园吏之语拒绝了，专心致志求学著书。他给自己定了目标，比如在改唐五代卷时，每三天要改定一卷，要是有事耽误了，就一定要追补回来。

　　司马光甚至给自己专门制作了圆木当颈枕，以防睡多了影响进度。由于过于劳累，他生病中风了，一度卧床不起，但仍竭力支撑。用他自己最后上呈《资治通鉴》的话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确实，《资治通鉴》耗尽了他一生的元神精气，他是用生命在著书。

　　千年已过，《资治通鉴》博大深刻的史学底蕴，“司马光们”数十年只编一套书的文化韧性，到今日，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汲取滋养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