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温州人朱家良(化名)向公司请了一天的假，和妹妹朱家香从温州坐火车赶到了上海。

　　一个多月之前，朱家良也是和妹妹坐同一班火车到上海。

　　但两次到上海的目的却完全不同：前一次是为“公司”在上海买房子，而这次到上海，朱家良兄妹的肩上担负的使命是：把“公司”在上海购买的34套房子抛售出去。

　　自己就像是被洗了脑

　　朱家良所说的“公司”其实并不是一家真正的公司，既没有在工商注册，也没有办公地点。它只是一个由朱家良一些亲戚朋友合资组成的炒房团体。朱家良是这个炒房团的“带头大哥”。炒房团的日常事务由朱家良主持，包括每周一次的例会、收益分成、追加投资等。

　　朱家良的这个炒房团由28户家庭组成，每个家庭派出一个代表，作为炒房团的“股东”。

　　这个炒房团的诞生非常偶然。

　　2001年3月，朱家良到上海出差，在火车上碰到一个温州同乡。那个温州同乡很能侃，跟朱家良从家庭聊到工作，最后谈到了炒房。

　　现在回忆起来，朱家良觉得，在那接近十个小时的旅途里，自己就像是被洗了脑似的，一种无法抑制住的炒房冲动一直在脑子里转。

　　“像我这样一个公司业务员，想一年赚十万，工作就要非常辛苦，听那个人说炒楼一年的收入远不止这个数。”朱家良到了上海就给在温州的妻子打电话，说了炒楼的想法。

　　没过几天，朱家良买下了在上海的第一套房子——位于中山公园附近的圣约翰名邸，当时的价格是每平方米6500元左右。朱家良告诉记者，当时温州市中心一些高档楼盘的价格肯定要超过6500元，他觉得上海房地产的空间非常大。

　　组建炒房团

　　朱家良在上海买了房子的消息一下子在亲戚朋友中传开了。这些亲戚朋友都纷纷向他来打探消息。

　　这个时候，朱家良手上所剩的钱已经不多，不够继续投资房产。因此他向亲戚朋友提议合资炒房：“在温州，这样合资办公司的情况非常普遍，缺钱的时候自然就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我在上海有买房子的经历，大家的手上有钱，合作很顺利。”

　　最初，炒房团的资金是1400万元。朱家良介绍，炒房团每两个月就会结算一次，大部分利润分给投资人，小部分留在“公司”。如果发现好的房子，再筹集资金。当初的资金赚了多少钱已经很难算出来，“如果按1400万本金算的话，现在肯定超过5000万了。”朱家良说。

　　炒楼团的每一轮运作，都会派几个人先到上海看房。这些人在上海收集资料，并选择几个候选楼盘。回到温州，炒房团马上召开会议，由去上海看房的人讲解候选楼盘，举手表决购买意向。如果大多数同意，那么就汇集资金再赴上海一举拿下。当然，房子最后出手也是通过举手表决的。

　　炒房团的目标很明确，只炒上海的房子，尽管杭州、南京的房子涨得也不错，但朱家良觉得，资金不能太分散了。

　　在上海，朱家良的炒房团几乎是一切“通吃”：不仅炒期房、二手房，也炒楼花。“我们甚至还想去炒老洋房，但资金太少，炒不动，最后只好放弃”。而付款的方式，有时候是全款，也有的时候采用银行贷款。

　　在朱家良的炒房名单上，包括世茂滨江花园、中远两湾城等著名楼盘。

　　五次“股东大会”

　　现在，朱家良他们的炒房团在上海还持有34套房子，主要集中在浦东世纪公园和长宁区中山公园附近。

　　“上海出了那么多政策，又加息又加税，温州到处都在传上海房地产要跌。”朱家良告诉记者，自己还是看好上海楼市的，并不认为上海房价会跌，但炒房团里很多人都有点担心，为此，3月底短短的一个星期里，炒房团已经召开了5次“股东大会”。

　　按照当初的约定，意见不同的时候，由“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最终，决定派朱家良兄妹俩人到上海“刺探”情况，并尽可能把34套房子挂牌出售。

　　炒房团持有的房子大部分在浦东的世纪公园附近，其中有18套房子集中一个楼盘。

　　当初，朱家良他们把18套房子集中买在一个楼盘时有一个设想，就是可以自己炒作一把：把大部分房子挂一个比较高的价格，然后选一两套挂稍微低一点的价格，这样可以团体作战，把房价炒上去。

　　以前，朱家良曾尝试过这个办法，并且成功地给炒房团带来了相当高的利润。

　　但这次，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楼盘挂牌已经非常多了，建议他不要挂太高的价格。

　　在中介公司里，朱家良还碰到了几个温州同乡。跟朱家良一样，这几个同乡也是来挂牌卖房子的。

　　而有名的“温州购房团”组织者温州晚报房地产工作室负责人董文远告诉记者，从过年到现在，温州晚报还没有组织过购房团到上海，近期也没有组织的打算。

　　“政策是一方面因素，另一方面开发商最近也很少邀请我们。”董文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