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三个兴衰历程

　　问：这么多年来您的兴趣一直未曾改变吗？

　　答：因为儒家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1919年开始，它就处在一个不断被冲击、吸收和转化的过程，目的在于如何与现代社会进行协调。如果从1919年计算起，儒学至少经历了三个历程。

　　1919～1949年，儒学第一次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佛学、道学同样面临挑战和自我调整。这个转变相当艰难，大半知识分子认为传统儒学已经走到尽头，除了全盘西化，别无它途。

　　1949～1979年，这30年间大陆对儒学持严厉批判的态度，把它当作封建遗毒。此时的美国以及韩国、日本在内的东南亚一带，对儒学传统的讨论却一直在持续。中心议题从以前的儒学能否西化转变到儒学是否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能否与现代文明融合。上世纪80年代之后，儒学传统重新成为中国大陆的一个文化思潮。人们开始重新发掘传统思想文化的工作。至90年代，“如何开发传统资源”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共识，人们对传统文化不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文化传统是有生命的

　　问：那您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重新推广儒学吗？

　　答：不，我的心愿是不断深入地了解儒家，通过了解、认识，发掘它的资源。文化传统是有生命的。我一直希望：人们能试着去了解儒学，而不要先以好、坏来判定它。我发现，其实对传统文化批判最厉害的学者，如鲁迅、李大钊等，在心灵积淀上往往有很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在下意识中，在为人处事，衣食住行等生活哲学中，他们受到传统文化很深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少是正面的。

　　在冯友兰、胡适那个时代，他们和杜威的关系为“师生”，到了我们这一代情况有所改变，我们和西方哲人思想家的关系多为朋友、同事、同道，或是“亦师亦友”。

　　问：近年来西方不断有学者对儒学发生兴趣，甚至追寻到中国，有人说这是西方人到东方来寻找智慧，是这样吗？

　　答：这是个误会。当前西方社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也是东方社会遇到的问题，是一个大的潮流，是人类遇到的共同困境。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宗教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及性别、种族、年龄、阶层、地域之间的关系等等。我以为，西方价值观依然是强势，当代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西方价值因素远远大于我们自身的传统文化的因素，在大学生中，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依旧很深，因此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变得很复杂，西方的、东方的、现代的、传统的……各种因素掺杂在一起，不是地质学意义上的积累，而是起了化学反应。一方面它是多元的，另一方面，它又必须独特的，自我的。

　　与池田大作对话文明

　　问：杜先生，您近年来游学世界，特别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日炽，致力于文明对话，使儒学复兴进入了全球语境，进入了主流领域，请讲一下最近您正在做的具体工作。

　　答：现在的价值观是多元的，如多元文化、语言、习俗、宗教等，不可能是一种文化、一种信仰、一种价值观至高无上，统一一切。我们要寻找一种人类能够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基本原则。所以从今年4月开始，我与日本池田大作的对话在创价学会主办的《第三文明》杂志中连载，主题就是“对话的文明”，不是以“文明冲突”，而是通过“文明对话”，来消解思考一些强与弱、富与贫的冲突问题。

　　进入20世纪以来，环境污染、恐怖主义、欺贫与仇富、健康与疾病，以及国家、单位、家庭之间都出现了困境。美国算最强势了，但我们住在美国也有危机感，有一位社会学家曾描述美国人为“孤独的群众”，即使你再强再有资源，总是需要与别国对话。我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也是一种促进多元文明形式，目的是希望社会发展更加和谐。在中国的传统中，强调和而不同，理想社会是由小康进入大同，这不是一致性或同质性，不是一种声音，而是许多种声音的和谐，如广东煲汤，由多味调和，才好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