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刺杀汉奸何瓒

　　从15岁到81岁，丁优社一直记得何瓒的名字，这不仅仅是因为何瓒是杭州首个伪市长，这个名字意味着日伪的狂傲与残暴，更是因为这个大汉奸当时就在丁优社现在寓所的对面被我抗日志士成功刺杀。当年在迎紫路(即现在的解放路西段)大东美术馆当学徒的丁优社，1954年搬入积善坊巷3号，与原何瓒的住处仅一步之隔。

　　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并积极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得一百多年来一盘散沙的中国形成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英勇抗战的局面。沦陷区的中国军民，把诛杀伪政权头目作为反抗日伪政权的一种手段，大大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

　　何瓒被人成功暗杀后，日本鬼子戒严了好几天，但最后还是没抓住行刺的抗日志士。对于数十万“老杭州”来说，是谁暗杀了何瓒一直是一个谜，一个令人快乐而又振奋的秘密。

　　66年后，在杭州马市街，杭州市司法局离休干部、85岁的沈国英作为参与刺杀何瓒的四人中惟一的健在者，向本报记者透露了那次绝密的地下行动——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

　　抗战胜利后，沈国英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参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作。

　　回顾60多年前的往事，沈国英一次又一次地用已经沙哑的声音强调，“在这场为人类文明而战、为中华民族而战的残酷较量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脊梁和核心力量，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坚不可摧的中流砥柱。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没有全国抗战，就没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84年，沈国英从杭州市司法局离休。

　　京菜馆卖唱人看上小杂工

　　聚丰园菜馆是当时杭州有名的大酒家，坐落在迎紫路(即现在的解放路西段)井亭桥附近闹市区，经理霍继昌是北京人，专营京菜，最有名的就是“北京挂炉鸭子”。日寇占领杭州后不久，就把这家菜馆据为“大日本皇军指定支那料理”，是专供日寇和汉奸头目饮酒作乐的地方。何瓒也是这里的常客。

　　17岁的沈国英是菜馆里的杂工。父母都在苏州的他，在同学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份工作，心里充满对日本鬼子和汉奸的仇恨。杭州刚沦陷的时候，沈国英寄住在舅舅家，亲眼目睹舅舅被日本鬼子捅死，如果不是因为鬼子发现了隔壁的女人，沈国英也就要挨刀了。

　　一对卖唱父女经常来聚丰园。父亲韩老头拉胡琴，14岁的女儿韩爱香唱得一口好曲子，父女俩和小杂工沈国英交上了朋友。事后，沈国英才知道，这对卖唱父女常常与富阳等地的抗日部队有接触。

　　一天，韩老头交给沈国英一个任务，要他收集一些遗留在饭桌上的日伪头目的名片，头衔越大越好。

　　不做亡国奴自荐杀汉奸

　　何瓒的寓所在积善坊巷原8号，这里是当年杭州城南巨商蒋光昌绸庄老板的私邸，日寇霸占后赐给何瓒作公馆。“何公馆”周围筑有高墙，平时两扇黑漆大门紧闭，有两名保镖负责警卫。何瓒喜欢吃聚丰园的北京烤鸭，沈国英上门送过几次菜，对“何公馆”的情况有些了解。

　　在卖唱父女的牵线下，沈国英结识了一个叫陈夏牛的人。一天，行迹诡秘的陈夏牛直接问沈国英，“敢不敢杀汉奸？”

　　“敢，我的小舅舅就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我要报仇，我要去杀汉奸。”沈国英和陈夏牛一起研究了锄杀何瓒的计划，心里异常兴奋。当天，陈夏牛还带来了两个帮手吴荣才、周林法。

　　除了家族的血仇，沈国英回忆说，在杭州沦陷前就在学校里接受了爱国教育，教师经常向学生宣传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活动。

　　●大事记

　　1939年1月22日

　　这天，日伪杭州市长何瓒在杭州积善坊巷寓所被抗日人员击伤，后毙命，日伪的嚣张气焰受到打击。浙江沦陷期间，伪政权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引起人民的切齿痛恨，诛杀伪政权头目就成了人民反抗日伪政权的一种手段。何瓒是浙江首先被诛的汉奸市长。1944年2月7日，另一名伪杭州市长谭书奎在杭州西湖饭店门口被抗日武装人员击毙。

　　据省档案馆《历史上的今天》

　　积善坊“徐司令”收拾伪市长

　　1939年1月22日黄昏，一辆西子汽车出租公司的豪华小包车停到何家门口。车上下来4个穿着气派服装的男人，走在最前面的正是陈夏牛。

　　陈夏牛、吴荣才赶上前去敲门，将“苏浙皖绥靖司令徐朴诚”的名片递进门房里，问道：“何市长在家吗？”这张名片正是沈国英从餐桌上捡来的。

　　“在！在！”保镖看到来头很大，连忙开门，点头哈腰地让他们进去。周林法留在门房里，沈国英在“何公馆”外面望风。

　　陈夏牛、吴荣才进去后，只见何瓒正和家人坐在餐桌前吃晚饭，见有人朝他走去，便站了起来。陈夏牛递上名片问道：“你是何市长吗？”何答：“是。是。”陈随即拔出暗藏的手枪，朝何连开两枪，何应声倒在桌子下，何的家人和保镖一时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惊呆了。

　　陈、吴两人见何瓒已被打死(后被证实击成重伤，几天后何瓒不治而亡)，就迅速朝大门口跑去，吴边跑边掏出一颗手榴弹，拉开导火索，回身向客厅扔去。与此同时，周林法也拔出手枪，逼住门房里的另一个保镖。随着手榴弹的一声巨响，陈夏牛等4人拔腿向青年路跑去。青年路上，行人因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慌忙奔跑，有的店家匆忙上排门，提前打烊。

　　不一会，马路上传来汽车、摩托车的呼啸声，日本兵出动了，杭州市区进入戒严状态。

　　泡浴池四青年躲过日本兵

　　混乱中，陈夏牛他们按照预定计划，跑到迎紫路上的明湖浴池。4人赶紧买了4张浴票入座，脱下衣服，乘人不注意时用毛巾裹着手枪走进浴池，把手枪塞进了浴池的通水洞里。然后佯装稍稍洗了一下澡，就回到各自的座位上躺着，静待事态发展。

　　这时澡堂门口已被日本鬼子封锁，一律不准出入，几名端着刺刀的日本兵闯了进来，吆喝着搜查所有浴客的衣物，但没有发现可疑之物，就只得悻悻走了。

　　4人从浴室出来分手后，沈国英仍回到聚丰园工作，暂时未被日伪特务机关识破，而陈夏牛、吴荣才、周林法三人就不知去向了。

　　遭毒刑房东老太被殴至死

　　日寇为侦破此案，在市区折腾了好几天，四处抓人，还在各城门口对进出行人进行盘查。

　　陈夏牛、吴荣才曾经在青年路见仁里巷口租了一间空房。这时，因被人告发，房东老太徐香兰被日寇抓去严刑拷问而死。

　　日寇还在何瓒住处积善坊巷通往中山中路的一端筑了一道木栅栏，对附近居民进行严格的搜查。

　　一个多月后，吴荣才突然又找到沈国英，将沈带到富阳游击区。沈国英从此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新闻链接

　　何瓒其人

　　1937年12月24日，在中国军队自行炸毁钱塘江大桥的第二天，日本侵略军占领杭州。第三天，日军即纠集一批汉奸成立了“杭州市治安维持会”，接着又于1938年2月1日成立“浙江省自治委员会”。

　　40多岁的福建人何瓒(又名何希甫)，这时得到了日本宪兵队长若松茂平的赏识。何瓒早年曾在日本学医，和若松茂平是同学。

　　1938年6月19日，日伪当局成立了“杭州市政府”，何瓒粉墨登场，当上了首任伪市长。为了表示其对日本主子的忠贞，何瓒上台后，卖力地为贯彻日本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政策服务。1939年1月5日，何瓒以“市长”的名义，发布了对杭州人民横征暴敛的“一号通令”，杭州人民无不切齿痛恨。

　　1939年1月22日，才风光了半年的伪市长何瓒，在杭州积善坊巷寓所被抗日地下行动组暗杀。

　　11名汉奸市长

　　1937年12月24日，杭州市区沦陷。初时，日伪成立“杭州市治安维持会”，后改组为“杭州市自治委员会”。1938年6月，撤销“杭州市自治委员会”，正式成立日伪“杭州市政府”，下设秘书处和社会、公安、财政、工务4局及参事室。办公地设在中山中路羊坝头兴业银行内。1940年2月，日伪杭州市政府隶属日伪浙江省政府，将各局裁缩为科。1945年8月，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日伪杭州市政府解体。

　　日伪占据杭州的8年，由于受抗日军民的不断反抗，多次更换伪市长。这些汉奸市长包括：何瓒、谢洛、吴念中、傅胜兰、汤应煌、谭书奎、曹翊、陈次溥、杨寿章、孙祖荃、叶震东。除首个伪市长何瓒被抗日地下行动组暗杀外，“当政”时间最长的谭书奎也在1944年2月7日被抗日人员击毙。

　　今天·旧地重游

　　隐藏的见仁里

　　叶建英

　　今天的青年路显然有些逼仄，除了基督教青年会的钟楼，几乎没有什么痕迹能够说明这里曾兴旺一时。因为经常要堵车，青年路已经被改作一条从南向北的单行线，很容易被流动在解放路上的人群所遗忘。

　　正在改造的积善坊巷，刚刚完工了几块介绍小巷典故的石牌，提到当年的抗日志士曾经在这条小巷“消灭了一个大汉奸”。然而，记者打听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积善坊巷原8号当年“何公馆”的旧址。1939年1月22日，杭州首个伪市长何瓒，在自家寓所就餐时被抗日地下行动组人员开枪击成重伤，不治而亡。

　　现在的积善坊巷8号是一幢民国时代的建筑，建筑风格中西结合，很容易被人误以为就是当年的“何公馆”。住在里面的阿姨说，都来过好几拨人了，几幢50年以上的老房子都保护起来了，没什么好拍照的，里面破烂得一塌糊涂。

　　8号的对面是3号，也是一幢江南风格的老墙门，据说以前是钱学森舅舅家的住处。

　　穿过百把米长的小弄，积善坊巷靠近青年路的一端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后的建筑，底层是一个自发的电话机和通讯设备市场。

　　81岁的丁优社就在这个时候，从3号老墙门走了出来，穿着一件武馆的体恤，步子十分健朗。“爱民旅馆，就是那个爱民旅馆，打死过大汉奸何瓒，里面的结构都是以前的式样。”丁优社说，当时的门房早就拆了，改成了现在的宿舍，里面的大楼就是当年的何公馆，外面重新装修过了，所以一般人不知道。当年的丁优社在大东美术馆当学徒，在现在的解放路上(当时叫迎紫路)，离何瓒的住所不远。

　　记者走进挂着两只大红灯笼的大厅，没有找到服务员。因为被用作了旅馆，里面收拾得很干净，大构件都没动过，很高的层高，红漆的楼梯。服务台的标价单显示，住一个好一点的房间要一二百元。

　　60多年前，陈夏牛等人曾经留宿过的见仁里已找不到实体。它只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地名，被挂在青年路小区的几幢住宅楼上。小区住着3500多名居民，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根本没听说过当年这里有位房东老太徐香兰，因为留宿抗日志士被日寇严刑拷问至死。

　　过去得太久了，脑海里已经留不住这样的历史细节。

　　“我带着7岁的女儿四处避难，直至抗战胜利后，女儿已经长落成一个姑娘了，我回到湖滨大世界影戏院上班。”在青年路小区的敬老院里，98岁的王惠珍老太太感慨，很多事情都已经忘了，逃难，还是反抗，但在她的心里永远埋藏了对鬼子的恨和对民族的热爱。

　　敬老院院长说，王惠珍比一般的老年人更为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