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客送礼的公款开支，经常性地被村监委会“过滤”。壶山街道项山干村紧靠城区，上级“婆婆”常来吃“白饭”，一大叠连号餐费发票引发了村民的不满。于是，村监委会破除潜规则，加了一道“槛”：今后餐费发票要附菜单，禁用白头条子，超过用餐标准自己掏钱。这么一来，碰上有“蹭饭”的，村干部只好说：“上我家吃———便菜便饭！”

　　有人说，如此监督，村干部的权力变小了。后陈村党支部书记胡文法对此不以为然，他说：“村民信不过你，你有权没威，等于没权。要说现在权小了，那是签单请客的权小了。监督到位了，村‘两委’办实事就有权有威了，村民也不会疑神疑鬼了。”

　　二、民主决策的桥梁

　　村监委会对重大村级事务没有决定权。但是，在村委会职权范围的事项上，监委会在其决策之前尽可能反映各方民情民意，使得决策兼顾公平、主持公道。在决策过程中，监委会的建议一般具有质疑或否定的意味。若认定村干部的决定事项明显违规，即有权启动纠错程序，也就是临时提议召集村民代表会议，进行裁决。

　　然而，监委会不是专唱“对台戏”的角色，它也往往促进村民与村干部的互动互补。白姆乡下宅村的自来水管老化锈蚀，去年村“两委”曾经考虑更新水管，一些村民提出一大堆疑问：干部会不会吃回扣？村干部解释不清，又怕惹出麻烦，动议就此搁浅。今年换届后，再次讨论水管更新的动议，就把监委会推到前台“唱戏”，亮出了硬碰硬的办法：工程预算要听证，施工队伍要招标，隐蔽工程有监理。村民听后心服了，心结解开了，工程动议就在村民代表会议上被高票通过。

　　决策作出之后，村监委会的职责则是做好向村民群众的宣传解释工作。因为监委会列席村务会议，明白这项决定形成的依据、背景和微观动机的合理性，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公证”身份。所以，当村“两委”决定的事项不被部分村民所理解时，监委会的职能还包括主持公道，释除疑惑，通过村民代表联户制，使得村民心悦诚服地接受正确的决定。

　　曾“挑头”上访的白溪口村金国法告诉记者：“当上监委会主任后，才感到监督干部倒不难，反映群众意见也不难，难的是达成合理决策的共识后，如何做好少数存有异议村民的工作，既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又争取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三、民主管理的岗哨

　　乡村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社会，村务管理无法回避人情的浸渗。“村官”的腐败，村民的积怨，往往是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开始的，而最初的触发点，正是由于随意突破“村规民约”的底线，由此酿成了日后难以调和的激烈冲突。在这个意义上说，监委会参与民主管理，就像站在十字路口的“岗哨”：大家守规矩，相安无事；谁有违规，它就出面纠错，力求“小病早治不出村，小错早防不上告”。

　　王宅镇王宅村就发生了一桩对村干部说“不”的故事。隔着几座山的某村有古桥修竣，派人四处“化缘”，把帖子送到王宅村。村“两委”干部一碰头，决定送200元“红包”，也就这么打发了。可是在城里住院的另一个干部，一个电话打到村里，加码到400元，还倒请送帖人吃了300元。村监委会主任王陈元听到群众议论后，他就开了一“炮”：“班子商定的事没有错，错就错在个别人变了卦，这叫村民怎不感到反常？要是不按制度来，由着性子来，村里章程等于没用，村里就要乱套，就会告状。”他这一番话，也照样到村民代表会议上去说。那个村干部表态承认错误。

　　村监委会挺着腰杆说话，一板一眼，“逼”着村干部按章办事，秉公办事。到年底，由监委会主持对村干部的述职考评。百姓心里那杆“秤”，堂堂正正地亮在台前，给干部打分。如果某个干部得分不足80分，按制度被视作不称职，就要取消年度职务津贴。

　　村监委会制度在武义县农村全面推行后，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在一些干部中认识尚不统一，村监委会运作中也存在不平衡的问题。武义县委打算结合今年先进性教育活动，进一步完善村监委会制度，更好地发挥村民自治制度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