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随着日本三井住友银行杭州分行一笔总额为262.5万美元的生息资金正式划入农分行管理账户,一个标志浙江金融机构与外资银行业务合作的全新时代已经来临。
其实,随着2006年中国金融业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众多跨国外资银行已经按捺不
住进军浙江的热情,纷纷到各地考察。美国、意大利、德国和香港等地的银行一拨又一拨,至于为开拓业务而来的外资银行人士,在浙江早已屡屡现身。今年6月份,渣打银行、恒生银行、德国商业银行、东京三菱银行等13家外资银行上海分行的代表组成的考察团来到浙江,一口气考察了宁波、义乌、杭州三地,与浙江的民企频频接触,双方互送秋波。此前4月份,杭州市商业银行与澳洲联邦银在杭州签署了合作协议,澳洲银行斥资6.25亿元人民币获取杭州市商业银行19.9%的股权,距国家规定的单户外资持股比例上限为20%仅一步之遥。
继2004年三井住友银行在杭州设立分行之后,东亚银行杭州分行也于9月正式开门营业,并且汇丰银行、恒生银行、日本东京三菱银行和新加坡星展银行杭州代表处也正在申请过程中。
外资为何扎堆浙江
依据银监会的批准,目前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城市为18个,但为什么国际上的跨国大银行一时间都纷纷扎堆儿浙江呢?
众所周知,浙江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因此,发达的民营企业成为吸引外资银行的首要因素。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信息表明,2004年浙江金融的多项重要指标居全国第一,尤其是信贷资产质量稳居全国第一。浙江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比年初新增约3630亿元,同比增长41.3%,增量与增速在全国主要省市中双列首位。与此同时,全省本外币各项存款比年初新增3520亿元,同比增长29.6%,增量与增速在全国主要省市中分列第二、第一位。浙江无疑是最优质的市场之一。于是,分享浙江市场和企业,成为外资银行角逐的重点。
另外,外资银行纷至踏来,也是浙江本地政府积极为之的结果。早在2004年7月,浙江省政府曾组团赴上海,与在沪的30余家外资银行举行了恳谈会,欢迎外资银行到浙江开展业务。
浙江省政府此种做法,首先是为了增加浙江的信贷总量。2004年浙江信贷净增额占到了全国的11%,但是仍然无法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其次,2004年国家的宏观调控对浙江企业的信贷影响巨大,信贷有一定缺口,需要引入新的资金。这样在宏观调控背景下充分利用国际低成本资金,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是个不错的选择。
民营银行需要土壤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外资银行不同于中资银行的信贷评价体系和行业投向,可以有效改善银行整体的信贷结构,降低信贷风险;同时,在竞争中促进中资银行尤其是本地金融机构的发展,然而,对浙江早已形成的民间借贷却形成了生死攸关的压力和挑战。
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研究测算,浙江十五期间民间资本总额为8300亿元。而温州银监分局披露最新的调查分析:温州目前的民间资本约3000亿元。其中用于民间借贷的资金大约在350-400亿元,差不多相当于银行贷款的1/4左右。
一方面是民间资本的大量存在,另一方面却是民营企业无钱可用、贷款无门。最近一部由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编写的中国第一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披露,我国民营企业自我融资比例达90.5%,银行贷款仅为4.0%,非金融机构为2.6%,其他渠道为2.9%。这意味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基本上是靠自有资金滚动起来的。无疑这些要件为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在浙江开展业务提供了无限的想像力和良好的金融基础。
但是随着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与民间资本在浙江展开争夺战,无疑对尚处于夹缝中生存、身份不明、政策不清的民营银行来说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各个城商行引入外资银行无疑对民间资本的进入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浙江银监局一位官员认为,浙江引进外资路径是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参股城市商业银行,推动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相比于其他地区,浙江地方的城商行和农村信用社不但地处经济发达地区,而且包袱很轻,资产质量状况非常之好,受到了众多外资银行的追捧。杭州市商业银行已经与澳洲联邦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杭州联合合作银行也已经与荷兰合作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达成初步战略合作意向;温州商业银行、宁波商业银行等也都在和多个潜在的战略投资者频繁地接触。
外资银行入主城商行,实际上抢了民间资本的蛋糕,如在澳洲联邦银行进入之前,杭州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为杭州市财政系统以31.8%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浙江四通巨光、星友实业、新湖房产等民营企业并列为杭州商业银行第二大股东,但随着澳洲联邦银行进入,浙江四通巨光、星友实业、新湖房产等民营企业将退居第三位,削弱了民营企业在银行的影响力。
显而易见,这使得浙江乃至中国的民营银行的产生路径:由民间资本参股将国有银行转变为民营银行的路径发生逆转,导致目前唯一可行的民营银行建立途径受阻。从而最终导致民营银行越来越难以产生、生存和发展。
民间资本需要出路
浙江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金融需求,目前在体制范围内的正规金融机构还无法完全满足这一需求的前提下,浙江特有的民间金融却逐渐成长起来。
民间自发的借贷一直是浙江等地特有的金融形式,这种借贷不论规模大小,一直在政府正规金融体制之外,没有正规管理部门监管,风险由民间借贷方自己承担。1990年代后期,国家对浙江等地的地下钱庄进行了几次治理。但浙江民间借贷并没有因此灰飞烟灭,而是继续生长。
这些民间借贷机构除了没有在正规渠道进行过登记注册,经营和管理与正规的企业相比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严格的控制风险的监管体系,对借贷企业每天的经营活动都了如指掌,比起银行的信贷员了解得更多。他们和所有的企业一样,根据市场的需要提供金融服务,自己从中获利成长。
在当地政府的眼里,他们就是企业。与一般生产产品的企业所不同的是,他们经营的是资本这样一种特殊的商品,只不过风险比较高而已。
浙江民营经济的起步,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民间资金扶持起来的。比如今年国家对经济进行的宏观调控中,众多中小企业依靠民间借贷获得周转资金,解了燃眉之急。
浙江政府对地方上出现的这种国家制度范围外的金融活动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前两年,他们还专门做了这方面的调研报告,以期这种现象能够得到好的解决、能够引导其像正规金融机构一样正常合规地发展。对这种监管范围外民间自发的金融活动,国家更多是从金融风险的角度考虑,而没有对其经济的积极作用给予认可和有效利用。
与引进外资银行相比,在准入政策和国民待遇上,可谓民间资本再一次输给了外资银行。这一方面导致我国金融业严重滞后;另一方面,也导致各个地方政府将寄希望利用民间资本来解决地方及企业发展的想法,转变为引进外资银行来解决融资难题的做法,这无疑堵塞了民间资本出路,对我国金融的发展壮大以及金融安全将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