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关怀”日益受到重视

　　接受调查的企业主都开始意识到，他们与员工的关系正在从单纯的雇佣关系向合作关系转变。企业对员工的尊重不仅仅体现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生活待遇的提高上，而是向非物质关怀方面延伸。这样做，有的是自觉的，有的是不自觉的，有的甚至是倒逼的，但它客观地反映了非公经济发展到新阶段出现的一种必然趋势。

　　为调动企业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浙江天圣集团推行了“带薪年休金”制度，即：凡是在企业内工作满两年以上的职工，可以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的前提下带薪休息7天。这一举措，在厂内引起轰动。一位来自贵州的职工说：“公司真为我们考虑周到，现在我可以随时安排回家看看，而不是天天盼着过年。”据统计，去年该公司1400人享受此项制度，每年支付带薪年休金近300万元。董事长孙永根认为：“从稳定队伍、留住熟练技工的角度来讲，我们花300万元可以留住1400人的队伍，值！今年多花300万元，明年可能会带来3000万元的效益。”

　　光宇集团投资建造了职工文化活动中心，晚上职工可以在这里看书、下棋、打球等。绍兴县的江龙印染有限公司专门和县里两家医院定点合作，只要是该企业的职工看病，可以直接挂账不用先付钱，并且有优先看病的绿色通道。浦江金垒锁业有限公司为了让来自安徽、上海、湖南等地的职工了解家乡情况，特地给当地政府打了3次报告，开通这3个地方的有线电视。

　　我们在采访中还了解到，职工在企业晋升的机会增多了，这几家非公企业大都采取这样的管理模式：班长由两年左右的熟练工担任，车间主任由4年左右的职工担任。这样的管理模式非常有效，由基层做起的中层领导不仅了解企业的运作情况，而且给外来人员树立了榜样。

　　在几家企业举行的职工座谈会上，不少职工反映工作心情愉快，只要努力就有机会。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47%的员工觉得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能够得到上级的充分重视；13%的员工认为自己有机会与公司高层一起参加活动；40%的员工认为个人奋斗目标与企业发展目标一致。

　　职工维权机制和渠道趋向完善

　　随着我国《劳动法》、《工会法》等保障职工权益法律的普及和实施，政府、法院和工会组织等在维护职工权益方面机制不断完善，职工维权的社会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好。就非公企业来说，所调查4个县(市)劳动管理部门介绍，规模较大的企业都有比较健全的劳动工资管理体系，有纠纷首先是从内部解决。但是，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问题较多。

　　在义乌经济开发区，我们了解到，拖欠职工工资的投诉，80%来自小企业。这些小企业主，包括从事建筑业的小包工头，素质较差。他们有的没有固定厂房，没有固定办公场所，往往是捞一票就走人。这些小企业用工制度最不规范，与被雇佣者一般都是订口头合同，发生劳资纠纷处理起来也很难。这些务工者，包括打零工的，是近来受到利益侵害的最大群体。

　　在义乌，每月15日市里相关领导都要到基层接访、约访，解决疑难问题。义乌市政府还专门开辟维权绿色通道，主动接受职工前来投诉。

　　义乌经济开发区聚集了3000家企业，有10万名左右的外来务工者。开发区管委会党委书记傅春明说，职工维权正呈现出三种趋势：一是维权的意识不断提高，大部分职工都会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对自己应得的收入和劳动权益比较了解；二是理性维权趋势越来越明显，在遇到劳资纠纷时会首先寻求当地政府或法院的帮助；三是对处理劳资纠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希望做到方便、快捷，而且要廉价、高效。

　　为此，开发区开始主动引导劳动者“有事找政府”。为了方便劳动者投诉，劳动管理部门专门向他们免费发放投诉卡，上面印有劳资纠纷的处理程序和联系电话、责任人员，并承诺一周之内办复。稠江街道劳动管理所所长龚益新说，我们做到随时投诉随时受理，积极维护受侵害方的合法权益。一时无法解决的案件也给予说明原因并作出具体时间安排。

　　劳资和谐面临新契机

　　通过对8家非公企业的调研发现，目前劳资关系普遍存在着两个问题：

　　一是对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提高工资收入，改善工作环境，依然是首要的和核心的问题。问卷调查显示，这8家企业，40%的职工表示最希望的是获得培训机会，以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进而提高自己的“身价”；20%的员工希望工作环境得到改善甚至寻找新的工作，也就是说，谋生条件的改善，还是职工的第一需求。

　　二是养老保险问题。这8家企业的职工养老保险已基本覆盖，但参保的比例高低不同。绍兴、义乌等地政府通过税收等手段，提高了非公企业的参保率。但由于无法异地流通，很多职工仍不愿交养老保险。同时，越来越多的民工在“跳槽”时选择了退保。仅今年1至7月，绍兴市就有1600多名民工办理了退保手续。

　　从整体上说，非公企业劳资关系调整、改善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环境要求我们进一步重视抓好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正面临着以下新机遇：

　　一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日益深入人心，保护职工权益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是调整、改善劳资关系最有利的宏观政策环境和舆论支撑。

　　这一趋势在不少地方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调查的这4个县(市)，都已经不再使用“农民工”、“打工仔”这种带有歧视性的称呼，改称“外来务工者”或“外来建设者”；在义乌，称他们为“新义乌人”，外来务工人员当选为当地的人大代表；浦江县专门评选“优秀外来工作者”；等等。这些举措给外来务工人员创造了平等参与当地政治生活的机会。

　　二是民工紧缺现象的出现，迫使企业感受到恶待职工的现实危害性，对劳资关系进行反思和重新定位。

　　绍兴、义乌两地都存在缺工现象，尤其在每年的春节之后、企业开工之前，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熟练的技术工人。为了缓解缺工的压力，有关部门都在省外劳动力资源丰富、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地方建立了劳动力培训基地，每年组织企业去招工。

　　此外，企业的劳动力培养意识也在增强。我们在光宇集团职工宿舍调查采访时，就连续碰到了来自建德的10多名年轻人，他们都毕业于建德一家职业中专学校，在交谈中得知，光宇集团与他们的母校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每年都要招收一定数量的毕业生。毕业生人数稳定，素质又较高，很受企业的欢迎，其中有1位去年才毕业的学生，如今已经当上了班长，工资待遇也提高了不少。

　　高素质工人在这些非公企业中普遍受到重视。除了提高工资待遇、提供免费宿舍等基本条件之外，在选择休假时间、办理终身养老保险等方面享受待遇。

　　傅春明说，与以前的民工相比，现在的外来建设者有了两个显著的新变化：一是文化程度提高了；二是不少人务工的目的已不完全是养家糊口，更多的是出来闯荡，见见世面或寻找创业机会。因此，他们对工作和生活有了质量上的要求，期望值也越来越高了，过去老板选他们，现在他们也开始选老板，这种现象近年来在义乌、绍兴等地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发达。促进非公企业劳资关系走向和谐，将不仅能推动经济发展，而且也将对社会稳定和谐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