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不是一座孤岛。

　　我们论浙江的民主，当然离不开宏阔的中国语境，说浙江的民主生活，也不可能不被中国的公共生活所限定。所以，论浙江的民主，就必须回答：浙江的民主对中国民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民主将以怎样的姿态融入世界民主的大合唱？以西方民主模式衡量浙江的现实，我们会不会陷入迷途，失去民主的普世性标准，我们又会不会堕入自我编织的自欺欺人的幻境？

　　回答这些追问之前，还是让我们回到中国地图上那个形似海螺的狭小土地，考察它的自然人文风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独特之处，这块土地上到底有着怎样的秉赋要素，竟使4600余万人的民主生活，成为世界民主化潮流中的独特景致。

　　七山一水两分田

　　人多地少，人均资源量综合指数全国倒数第三的窘况，迫使浙江人先行一步地走出农耕时代，甘冒坐牢的风险，在1970年代，伪造介绍信，外出倒卖粮票和金器。

　　我们说，10000亿左右的GDP催生了浙江的民主，那么，谁是这么庞大的GDP创造者？浙江人回答，是居功至伟的32万余家私营企业700余万私营企业从业者。再问，私营企业主阶层为什么成为浙江经济的擎天柱？于是，答案开始溯及浙江的自然地理。

　　在中学地理课上描绘中国简图的学生们，时常须在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画一个海螺，再在她的背部勾一条曲折的细线。东海岸边的这只海螺，就是10万平方公里多一点的浙江，那条细线，就是无数文人歌咏过的钱塘江。钱塘江之于浙江，不仅给她注入水的灵性，还以江流曲折的特点，赋予她“浙江”的名字。

　　遗憾的是，女人般婉约婀娜的省名，未能掩盖粗鄙的山地和丘陵盘踞大半壁江山的残酷现实：70.4%的山地丘陵，23.2%的平原盆地，6.4%的河流和湖泊。“七山一水两分田”，在农耕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再加上人多，土地便成了浙江农民的命根子。

　　直到我们创设的讨论浙江民主的时间起点——1978年，土地和浙江人的紧张关系依然没有丝毫改变。是年，浙江人均耕地0.68亩，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这就是浙江人偶然间成为“东方犹太人”的自然地理条件，人多地少的矛盾，圈定了浙江人必须走出浙江，在流动中寻觅活路的生命路线图。当直接取资于土地的农业，不能让浙江人“黏在土地上”，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他们只得怀揣着自己的家庭梦想，像邱继宝那样挑着补鞋的家什，茫然地走向前路渺茫的东北。

　　“威尼斯人的进取和追求利润的精神太强烈了。对他们而言，只要顾客付钱，他们的宗教信仰无关紧要。他们不在乎背上贪婪的恶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如是说。如果我们将威尼斯商人面对的宗教，比喻成中国改革开放前对商业的禁止教条，将威尼斯人置身其中的“无土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甚至无清水可饮”的生存条件，比拟成浙江人地稀人稠多台风的自然条件，就能明白为什么温州人在1970年代全国人民都在学大寨的时候，甘冒坐牢的风险，私刻公章，伪造介绍信，外出倒卖粮票、金器和银器。

　　逼迫浙江人走出“农业社会”的匮乏的自然条件，不限于土地的稀少。铁、煤、油等等工业原料的贫欠，人均资源量综合指数全国倒数第三的窘况，也驱赶着“由农而工时代”的浙江人，闯荡外面的世界。

　　浙江频临沿海的区位，一度也是劣势。作为海防前线，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经济工业布局，都过早地抛弃了它。1953年至1978年，浙江人均国有投资411元，全国倒数第一。回头看，稀罕的计划经济国有投资，却让他们少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没有国字号经济可以倚赖，扶持私营企业，就成了慑于政绩压力的官员们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中国古老的祸福相依的哲学，被最近30年的浙江经济再度验证。

　　事功的文化品格

　　浙江人重事功、务实效、敢冒险的文化品格，也是浙江民主生成的一个要素。但它并非直接作用于浙江的民主，而是通过经济的成功影响到民主的生成。

　　惯常的说法是，永嘉学派重事功的文化传统，是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重商务实精神的来源。历史上所谓永嘉学派，又被称作事功学派，看重经世致用，笃信“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

　　我们相信，重商，重事功，务实效的确是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文化品格。只是，我们难以辨别这种文化品格的原动力，究竟是这个文化素质整体偏低的阶层所不能理解的事功学派，还是宋代以降的人地矛盾。彼时，面对4亩地才能养活一个人的生产力水平，人均耕地不足2亩的浙江人，除了务实地应对生活的残酷，一粒米一颗稻地谋取生活外，还敢玩虚的吗？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2004年。“振兴东北”作为新的政策兴奋点，被中央政府高调提出后，沈阳推出温州节，拉拢温州的商人。媒体传来浙江商人闯关东的新一波热潮。震撼于铺天盖地的报道，我开始了郑重其事的寻访。遗憾的是，浙江商人潮水般涌入东北，只是一场媒体“秀”。真实的情况远非传说中那么振奋人心。

　　没有真金白银的利益，道义上再伟大正确的事，也没有哪个浙江商人愿意去干。即便是敬鬼神这样的事，也能折射出浙江人的务实精神。从木匠瓦匠供奉的鲁班，到龙井茶商信奉的陆羽，无不表明浙江民间社会对神的信仰是务实的。

　　浙江人大多不在乎名分，他们在乎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官人说私营经济的股份合作制有资本主义的嫌疑，商人就说自己是集体经济的股份制。“先生娃，后取名”，1980年代以来流行于温州的许多民谚，清晰地洞见了浙江人的避虚就实的“实惠精神”。

　　他们的性格中看不到硬顶，显露的是遇到红灯绕着走的商业智慧。浙江多商人，多师爷，还多苏步青、姜立夫、李锐这样的数学家。但他们在经济利益面前，多的不是精心的算计，而是敢于冒险的勇气。从1980年代被逮捕判刑的温州“八大王”，到前几年在俄罗斯被劫杀的浙江商人，无论多么悲惨的故事，都未能阻滞他们冒险的脚步。

　　敢于冒险，就意味着敢于担当，勇于创新。数数浙江30年来诞生了多少个第一：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执照；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条例；中国第一个改革金融利率；中国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民主创新领域，浙江人也审时度势，搞出了很多个第一：第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自费登广告征集议案；第一个给农民工以选举权；第一个搞选举公证制度……

　　敢于冒险，还意味着不怕视作异端。义乌人冯志来，一个兽医，竟然在中共十三大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前25年，写出如出一辙的《半社会主义论》，送到中央办公厅，要求与毛泽东对话。这一点倒像永嘉学派的灵魂人物叶适，在陈朱理学被尊崇为正宗的年代，敢于反对重官抑私。

　　开放、贸易与全球化

　　通往四海的贸易格局，全球化的生意往来，正在开凿一条浙江的民主通道。

　　蝴蝶在此岸扇动翅膀，无数次的迭加，或可在彼岸引发海啸。西方人的“蝴蝶效应理论”在浙江私营企业主看来，一点都不深奥。尤其是做贸易的商人，生意上的全球化反应，早已让他们明白了这一点。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的阴影，很快就蔓延到义乌，压得经营中国小商品的巴格达商人乌云罩面，并迫使战火中损失惨重的几个温州商人铤而走险，乘隆隆炮火声而去。

　　飘洋过海，是浙江人将近千年的传统。当下，靠翻译、手势和计算器谈判的浙江商人，已把中国制造的货品从国际商贸城，输送到全球212个国家和地区。自北宋年间，贸易就把造船业举国无双的温州人和海外捆绑在一起。世界贸易组织，更是一条填平大海的“船”，在中国尚未“入世”之前，就牢牢地拴住了浙江人。走在义乌，汉语、英语、朝鲜语和阿拉伯语写成的醒目的广告牌，一览无余地宣告了他们的全球定位。

　　开放格局下的全球化视野，不仅填写了巨额的外贸出口单据，还迎来了民主的人权观念。2000年以后，全球最大的零售商之一沃尔玛，派员去义乌浪莎集团，检查工厂的安全设备，乃至职工的厕所。当记者们还不知“SA8000”为何物的时候，浙江人就从跨国公司的小动作中，明白了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渐渐懂得消防设施不齐备，非法使用童工，违反了世界通行的生意规则。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让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更早更多地懂得了民主和人的权利。

　　全球化不是免费的午餐。浙江人享受了全球贸易的好处，也遭遇了“反倾销”的不愉快。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把习惯各自为战的浙江商人团聚起来，自行解散了“跑单帮”的货郎担模式。曾几何时，他们只是默默地甚至是偷偷摸摸地越过边境，和洋人做生意。现在，他们不得不学习过去毫不熟悉的“世界贸易宪法”，组建起一个个民间社团，去应对应接不暇的反倾销、反补贴。同业公会这样的新名词，改写了他们的商业行为方式。在浙江，1万余非官方的新社团组织的次第登台，让中共杭州市委党校课题组的成员惊讶不已。

　　自发扩展的秩序

　　浙江的民主，从来就不是官方有意为之的“计划性产出”，而是发轫于民间经济的自发无序的生成。

　　为什么握锄头、螺丝刀和修鞋器材的手，最终能和中国领导人拉在一起？你问从小就蹲在寒风中修鞋的南存辉，问年逾不惑才开始卖冰棍的宗庆后，除了哈耶克所说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本能，还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在支撑他们吗？为什么一个资源倒数的省份，能在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坐上中国经济领域的第四把交椅？

　　读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你发现，“私有产权的保护增进了经济组织的效率”的解读，也可以套用到浙江经济奇迹的创造上。25年来，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壮大，浙江经济总量的递增，都与私有产权息息相关。近年，他们利用在人民大会堂的参政议政权利，一次次建言国家将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并如愿以偿。

　　哈耶克说，资本主义是一个被反复误读的概念，它的本质不过是自由企业制度或者人类合作秩序的无限扩展。他认为，在合作秩序的扩展中，产权私有的社会基础不可或缺。显而易见，浙江20余年的发展，满足了这个条件。

　　论功行赏，我们只能将这个丰功伟绩，归于自发的民间的力量。浙江的官员相对于其他省市，要开明得多，但他们不是浙江私营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中共十六大全面解放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前，说他们是改革的维护者，远比称他们是维护者，更为贴切。

　　在浙江，纵使那些在私营企业发展的生死关头支持过改革的官员，也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先知先觉者。他们确实提着乌纱帽，支持过冒当时制度之大不韪的“第一个”。凡此，无不和哈耶克申述的“扩展的秩序”相吻合。要“造福一方”，又无其他改善人民福利的路子，他们只得任由私营企业像野草般疯长。尤其在GDP挂帅的时代，数字政绩使他们无论情愿与否，都得和私营企业主坐在一条板凳上。

　　在“政治文明”面世前，浙江地方官员对民主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创新，所持态度远不如当下积极。如果情势不明朗，他们的态度则趋向于暧昧，或者否定了事。义乌官员最初听说私营企业主捐资参选“村官”的态度是沉默。

　　所以，浙江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崛起，以及他们所推动的私有产权入宪，乃至渗透其中的民主价值观的萌芽，从来都不是决策者理性的制度预设，而是渐进式民主的成功，是“扩展的秩序”的胜利。它似天上的彩虹，那么美丽地逶迤在苍穹，不矫饰，不刻意。

　　谨慎的乐观

　　浙江的民主，未必会像熟悉历史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先是资产阶级为了经济民主挤向议会，再像俄罗斯寡头那样搞一个资本家的政治局。但谨慎，的确是我们考量未来时须臾不可欠缺的态度。

　　2003年，讲述寡头疯狂攫取财富肆意践踏法治的《世纪大拍卖》和《寡头》，被介绍到中国，让一度艳羡俄罗斯跑步进入民主世界的人们感到颤栗。有人不放心地问，在俄罗斯努力成为“中国式的俄罗斯”的同时，中国真的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中国”吗？

　　我以为，当下还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表明中国会重蹈俄罗斯式寡头民主的覆辙。浙江乡村新富在村社民主中的表现，确实不容乐观。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经济民主化的路途上，也的确不是让任何人没有风言风语。

　　其次，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追求的只是经济民主，而不是政治民主。他们对私产在宪法中的地位的期盼，也只是希望摆脱窖藏白银的锥心之痛。

　　再次，他们的参政心态，不是显示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的恢复型、补偿性从政，就是想壮大企业的功利型、经济性从政。即使少数人的民主型、公益性从政，也不会超越执政党的开放条件。

　　最后，我们再考察他们的精神背景和心灵世界。民主须求诸宪法，也须求诸内心。浙江私营企业主内心深处规约外在行为的文化理念是什么？是“和”的精神，是儒家的文化传承。“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浙江私营企业主讲究知恩图报，他们对法律的信仰，远远没有超越友情亲情、交情，他们做事的基础是彼此信任，而非契约。

　　凡此，无不提示我们，浙江的民主，未必会像熟悉历史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先是资产阶级为了经济民主挤向议会，再像俄罗斯寡头那样搞一个资本家的政治局。

　　我的态度之所以有乐观的一面，在于我看到一个隐约可见的公民社会在浙江的初步生成。公民社会对于民主的意义，已成人类经验中的一个共识。依我的有限观察，多样性的社团组织，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念，正把浙江的市镇、类市镇的乡村，一步步推向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公民社会。私营企业主阶层和知识分子，是催促浙江奔向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前者用金子搞定了公民社会的“基础设施”，后者用智识铺设了公民社会的“启蒙道场”。

　　虽此，谨慎，同样是我们面对浙江民主时不可或缺的态度。我们不能不分好坏地拥抱市场经济下的改革，让强势群体以改革的名义，瓜分原本属于弱势群体的权益，最终让我们收获一堆民主的泡沫。过去27年，浙江经济列车以平均13%的超高速度向前疾驰。但辉煌的数据，并不能遮蔽转轨时期的重重“黑点”。

　　贫富分化是中国的难题，也是浙江的难题。人们大多知道浙江私营企业主是福布斯排行榜上的明星，却鲜有知晓穷人的孩子交不起学杂费而自杀的生活真实。尽管纳税排行榜上的浙江私营企业主一样耀眼夺目，血汗工厂却没有分崩离析。东阳农民反对化工厂污染事件中，农民与政府非理性的冲突，暗示浙江的民主，还不完全是庶民的胜利。

　　客观地说，浙江的民主，不过是中国渐进式民主道路中的阶段成果。暴风骤雨的经济民主改革，赶上了全球化的步伐，却未将小农经济的思维从浙江人的思维中删除。宗族观念，族姓矛盾，官本位，这些我们不喜欢的旧思维，还在支配着一部分浙江人的日常生活。清华大学行政管理学博士生返回浙江老家，参与邻里纠纷并在大打出手中酿出命案的悲剧，折射出的民情，与我们鼓吹的公民社会背道而驰。

　　正如我们不能仅凭美好的轮廓，虚饰浙江民主中的惨淡印记，我们也不可以用沮丧的个案，摧毁我们对浙江民主的美好期待。我们需要的是对方向的肯定，对方法、技术和细节的改进。

　　对中国民主模式的喻示

　　假如浙江经济的今天就是落后的“小兄弟”们的明天，浙江的民主就有望成为中国民主的先声。具前瞻性的浙江的民主，喻示那些考量中国民主模式的人们：失去民主的普适性标准，我们就会堕入自欺欺人的幻境。但若置民主的地方经验于不顾，以美国式的民主衡量浙江的现实，就会陷入悲观的不可知论的迷途。

　　留意民主的故事，我经常发现，浙江民主制度创新的个案，正在被中国的其他省市复制重塑。温岭的民主恳谈，非但被中国其他地方复制借鉴，还启发研究民主的学人去辨析，去传播，从学术途径影响当政者，进而影响中国的民主进程。

　　温岭的民主恳谈，在破解乡村社会紧张的干群关系这一难题上的价值，非但被少年时通过读书走出浙江的中央编译局官员俞可平，授予“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奖”，还把不过20年历史的“协商民主”这一西方民主概念引入中国。2005年春天，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党派之间实行协商民主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

　　我们当然不能说，人民政协制度是浙江民主恳谈影响下的产物，但我们或许可以揣测，浙江民主恳谈有望影响协商民主机制在中国的生命力。

　　假如我们相信，浙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领头雁，它的今天是落后于它的“小兄弟”们的明天，我就可以认定，浙江的民主就是中国民主的先声，具有旗帜性、前瞻性。

　　浙江民主的前瞻性，引领了中国的实践，也受制于中国民主改革的整体水平。毫无疑问，浙江的观念，已经超越了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实。但平均数治理的格局，决定中国民主改革的步骤，不太可能随着浙江的变化，整体推进。因为，全局性的宪政文化水平，与浙江“民情”不相匹配。浙江官方高级智囊卓良勇拿理论创新举例说，“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理论难以正确解释浙江改革实践所遇到的大量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了严重的知行不一的困惑，严重影响政府行为和社会精神气质的提升。”

　　浙江民主最终导向何方？保守的？激进的？渐进的？西方式的？亚洲式的？所有的追问，都仰赖于中国未来的民主变迁。虽然劳动价值论这些挑战传统意识形态的调研从浙江开始，私营企业主入党也是从浙江破的题，但答案的揭晓，最终都要等待北京来宣布。某种意义上，浙江的民主创新，就像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一方试验田。

　　我在浙江的见闻一再提醒我：失去民主的普适性标准，我们就会堕入自我编织的自欺欺人的幻境。但若置民主的地方经验于不顾，以美国式的民主衡量浙江的现实，就会陷入悲观的不可知论的迷途。看温州人大联姻温州三家媒体，共同监督“一府两院”的案例，对照西方的媒体独立、议会主权，我们对温州人大和温州媒体的评价就会非驴非马。

　　同样，如果我们以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看待中国的民主政治，就会得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纹丝未动的结论。设若我们以此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就在于政治稳定从不改革，中国民主的道路将曲折多变，甚至会误入歧途。

　　在亲近浙江民主的日子里，我时时感觉到民主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捕捉浙江民主中的细节，察看知识分子与公共政策之间的互动，乡村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逊位于经济权威的事实，上层建筑改革和理论创新落后于民主实践的亦步亦趋，知行不一的茫然，都显示民主模式的选择不能是教条主义的纸上谈兵。

　　当下，我们需要商讨的议题是如何推进法治。我们为悬崖边舞蹈的民主从磐石的缝隙中生长而欢呼，我们鼓励一切向上的力量，在法治的框架中，驱除民主的敌人，迎娶民主的普适价值。但，判断哪一种模式的民主，将成我们的未来，为时尚早。

　　我不相信有些人所说，浙江的民主，会把中国的民主过渡到美国的版本。尽管浙江私营企业主出身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比例在全国最高，他们也确是促进民主进步的一支力量，但他们的推力究竟延伸多远，尚不得而知。

　　我对“后儒家民主”将成中国未来的假定，同样心存疑虑。12年前，新加坡老一辈政治家李光耀推动亚洲国家领导人发布了一个“亚洲价值”的声明，宣称人权并不局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理解。我总觉得，“后儒家民主”和“亚洲价值”一样，都是含混不清的说辞。和睦家庭，尊重长辈，善待他人，热心公益这些有什么是亚洲独有的价值呢？

　　坦率地说，除了笃信民主会在更大范围内普遍到来外，我对浙江民主的考察，并未让我洞见中国未来的民主模式。如果我们信仰民主仰赖于“扩展的秩序”这一宗教，那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建设性的姿态，认真地做，耐心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