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老板的愤怒:工人一走,企业一抖
元旦已过,春节将至的这段日子,是贺卡印刷厂最忙的时候。范文军也在招工帮着做完各种定单。可每当有人来应聘的时候,作为总经理的他却总要多问一句:“你是一个人来的吧。”
问这话的原因,就是范文军吃过“集体跳槽”的苦头。原来在去年的下半年,他所在的莫丽贺卡有限公司接到了一个美国大定单,需要招更多的员工开足马力生产。
这时,一个叫李某的人出现了,他向公司提出回自己的老家带一批工人来公司干活,范文军喜出望外,当即任命李某担任公司的人事主管,负责一切招工事务,并且发给他1000元当成工资。
李某果然没有让范文军失望,短短几天之内,他就“拉”来了17名老乡,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可后来的事情就出现了麻烦:李某先是要工厂每个月付给他3000元的工资,因为自己算是“人事主管”。这样的要求范文军自然无法接受,李健在厂里也不干什么活,凭什么拿这么多钱。一发生分歧,李某就威胁要带着自己的人开始罢工,甚至以全部辞职来要挟。
这些工人不干活,让范文军意识到出了大事情了:“我们约定交货的日子是2005年的中秋节,按照原来的计划,上午就能把货都做完,运上集装箱车之后下午就放假,这么一来,计划全毁了。”
范文军只能叫厂里所有的员工取消一切休假,连自己也亲自上阵干活。“我让送货的集装箱车就在车间门口等着,等货一做完就马上发车。”中秋节这一晚,莫丽贺卡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的灯一直亮到了凌晨。
后来,范文军像送瘟神一样送走了这批工人:“以后我招人,绝对不能再找这样的一群人了。”
在义乌的另一家民营企业——太平洋饰品厂也遇到了与莫丽贺卡有限公司相似的事情。短短几天里,20多名员工集体辞职,带头的就是前面的那位曹大姐。在义乌市劳动监察大队,还保留着对当时事件处理的原始档案记录。
事情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可太平洋饰品厂厂长刘玉海说起来还是愤懑异常:“那一次,厂里一共有25人集体辞职,对厂里的打击非常大,整个生产车间处于半瘫痪状态,更可恶的是,厂里把那些生手全部培训成熟手,把熟手培养成骨干,培养成干部,培养成技术人员,没想到最后全被曹大姐带着走了人。对于企业来说,不仅承担了沉重的经济损失,而且还有技术上的流失。”
可以说,每一次集体跳槽背后,都有一家企业要经受一次也许是伤筋动骨的大震荡。
-管理者无奈:定性尚困难处理更无法
在义乌劳务市场,内行人都知道,干这一行的“职业介绍人”一般抽头一抽就是三个月,所以三个月以后他们就要开始新的跳槽,周而复始,要劳务费、中介费和抽头。
义乌外来务工人员大规模集体辞工风波的背后,其实掩藏着少数人的“实惠”。一次又一次的集体辞工,拖垮了企业,拖垮了劳工,却让一批现代“拿摩温”们赚足了腰包。
王晖是义乌市劳动监察大队的副大队长,他虽然处理了不少集体跳槽事件,可说到头还是觉得非常麻烦:“其实根本就没办法管,这种行为算不上黑中介招工,工厂愿意付钱招人,工人也没有被强迫抽头,怎么定性呢?说到底,还是缺乏这方面的法规操作,像这种职业介绍人引起的劳资纠纷确实很难处理。”
现在摆在劳动监察部门面前的,是如何看待这些职业介绍人。不过目前却还认为他们属于‘三不靠’人员:既不是通常所说的非法黑中介,因为他们也可以算是务工者,并不纯粹靠非法劳务中介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但又算不上什么人力主管,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的外来务工者。王晖认为:“应该说,这些‘职业介绍人’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用工秩序,损害了企业利益。但这种还无法界定的身份,让我们对他们更难监管。因为还没有可依据的法律法规对他们进行制裁,所以很难约束。”
-深层追问:工厂为何留不住人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谈到集体跳槽,不少老板也直说,就业环境不好,也间接培育起职业介绍人的生存空间。
在义乌的不少企业中,“饱一天饿一天”的情况平常而又平常,有定单了开足马力生产,没有了就放假,只给员工一半工资甚至只发一两百块钱。
面对这样的情况,作为弱势一方的工人们只能无奈接受。现在,此地说到招工,每一个接受采访的义乌老板几乎都要说这样一句话:“招不到人,就算招到人,能够长久留下也是困难。”
出于对劳务市场上“老油条”类劳务者的不信任,老板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在家乡有关系、有人脉的老员工身上。老乡带老乡,老职工带新职工,成了现在义乌很多中小型企业招工的“捷”径。这就使得这批一下子能带来一批工人的“职业介绍人”有了生存之地。
在义乌北苑工业园开厂的王宇明说:“我们就想如何能把做熟的工人留下来,原来还想都招同一个地方的人,他们也许愿意一起待在同一个厂里,现在看看也有副作用啊。”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相当一批打工者愿意依附于“职业介绍人”手下,与此同时,工厂中劳动环境,各种保障缺失的现状无法得到根本改善,“职业介绍人”继续带着民工跳来跳去,恐怕还有它的生存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