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书记楼国华认为：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的第一波较量的是政府体制创新能力的话，那么现在当整个中国都向世界开放时，真正应该比拼、比较的是政府整合调控公共资源和各项经济资源的能力。

　　今年开年，稠城街道办事处主任罗荣飞顿感“无债一身轻”。想当初，他陪着笑脸找银行贷款，放下架子找老板担保，真不是个滋味。但迫于某种压力，只有上项目才看得见政绩，“有钱要上，没有钱借钱也要上。”全市13个镇(街道)中有11个负债，平均债额超过1个亿，而一年的财政收入，不吃不喝，也抵不了债台高筑。

　　两年前，市委、市政府不失时机地又一次抽紧“钱袋子”，全面规范政府性负债行为，剑锋指向那些不顾财力的“形象工程”。镇(街道)的公益性债务，由财政转移支付解决，其余债务余额只减不增。新上的项目没有合法的资金来源，一律不准立项，而且推行“镇财市管”的制度改革，倒逼决策者量入为出。

　　市财政局局长吴森民是这场财政改革的“操盘手”，无可回避地站在风口浪尖上。他不无自信地说：“政府的‘钱袋子’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不进行前瞻性的改革，义乌在打造有为政府的过程中，就会留下许多未知的填空题。”

　　“绣球”有“抛”也有“抢”，有为政府就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制定和监管“绣球”的游戏规则上

　　从廿三里街道拨浪鼓路走来，明月企业老总徐小明简直不敢相信，“绣球”竟会不知缘由地“抛”到自己头上。

　　徐小明的企业还不曾在义乌落脚生根，一个富有市场潜力的化纤项目只有蜷缩在“螺蛳壳”似的租房里小打小闹。他知道，义乌工业处于“土地饥渴症”之中，4000多个企业投资项目在排队。一直等到2005年年底才传出消息，全市将投放350亩工业用地指标。这一丁点“粥”，他能舀上一瓢吗？

　　人们不曾忘记，1992年义乌率先进行土地使用权拍卖，江滨路的地块创下每平方米5.92万元的“天价”，直至3年前，一块用于写字楼建设的地皮，每平方米的拍卖价高达22万元。如果照此办理，这350亩地，料定会在此起彼伏的叫拍声中，抬到一个无可复加的“惊天价”。

　　然而，市政府特事特办，决定以工业项目公开招选的办法，落实350亩土地的使用权。副市长王奎明在各种场合解释此举的意义，就是用土地政策的“魔杖”来扶强扶优，优化义乌的产业结构。

　　招选的“三重门”，门槛很高却很透明，与其说是对企业申报项目的考察，倒不如说是对政府诚信的考验。徐小明投资2亿元的化纤扩建项目，与其他118个项目在严格的筛选中一起入围。在剩下的时间里，他就无处打听消息，想“烧香”也找不到“菩萨”。

　　不久，20个入选企业项目在当地报纸上公示了，他的项目排在第7位。原先他申报50亩，现在核定16.2亩。他懂得怎么珍惜来之不易的“金土地”，惟有把企业做好做强。

　　“绣球”有“抛”的，更有凭市场手段来“抢”的。可不管怎样，在义乌领导层看来，有效配置和整合公共资源和经济资源是有为政府的根本职责，但主要精力要放在制定和监管“绣球抛抢”的游戏规则上。

　　市纪委常委傅强如今担任政府采购与招投标监管办主任，他认为，政府有为有不为，有为必“勇为”，关键的作为就是在制度改革和制度重建上。市委书记楼国华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电脑软件都有漏洞，还要不断打‘补丁’，何况那些还不完善的‘制度’？”

　　2003年6月起，义乌将政府采购和招投标实行“管办”分离，由新组建的监管办公室全权负责，随后出台了一揽子“打补丁”的新制度。仅2005年，两项合计节约国家资金8.4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