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纯粹的“教育券”在哪里？

　　理想模式尚未出现

　　目前，在浙江各地广泛存在的“教育券”，其实并不等同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的旨在促进公立学校竞争的公共教育经费配置方案。

　　记者就此专门采访了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吴华教授。他在专题论文《中国“教育券”实践的现状、问题与前景》中，作出了相当中肯的分析和辨断。吴华教授认为：“由于在观念、政策和利益三个方面与现行体制之间存在冲突，使中国内地的‘教育券’实验至今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象征意义大于财务意义

　　从2001年开始，长兴县开始“教育券”政策实验，目的在于扶持该县的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这与弗里德曼当年提倡的设想大相径庭。但国内各方给予大力支持和一致肯定，认为其是改善教育公平和促进学校之间公平竞争的重要制度创新。

　　但是，由于长兴教育券实验所涉及的金额非常小，对学生(家庭)而言，3年300元或500元的经济利益，对于补偿学校之间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也不至于对学生(家庭)的就学和择校决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所以，长兴教育券的象征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财务意义。

　　“教育券”实验如何继续

　　“教育券”的金额在学生学费中所占的比例太低是中国内地“教育券”实验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这既是因为各地用于“教育券”的资金基本都没有进入财政拨款的常规项目，所以资金总量有限，也是各地有意控制“教育券”金额的结果，目的是避免“教育券”对现行的公共经费分配结构产生太大的影响。

　　根据吴华教授的调研发现，自2001年以来，各地开展“教育券”实验的资金都在目前对学校的拨款计划以外筹集，并没有对公办学校是否能获得稳定的公共财政资金产生足够的影响。

　　如何让“教育券”实验在其本意上继续下去，专家们提出这样三个问题：

　　第一，如果“教育券”实施影响到教师收入水平，怎样解决？“教育券”如何与教师工资挂钩？

　　第二，要使“教育券”的制度效率得到充分发挥，必然要求允许学生自由择校，它与目前教育部“强制就近入学”政策相冲突。

　　第三，要使“教育券”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应该允许学校拥有更大的招生、录取和定价权，这与教育部目前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一费制”政策、高中阶段的“三限”政策相冲突。

　　如何重新分配利益

　　在调研过程中专家们发现，如果要实施和预备实施“教育券”，就必须对三组新的利益关系进行重新分配。

　　首先是“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在公共教育经费的传统分配格局中，民办学校是无权分享的，而在已经实施的“教育券”实验和预备实施的“教育券”实验中，民办学校都将因此获得政府的财政性经费。按传统的观点来看，公办学校将是“教育券”政策的受害者。

　　其次是“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一旦实施“教育券”制度，财政拨款将取决于学生人数，因此，在招生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重点学校的财政拨款将减少，这意味着重点学校教师在同等劳动强度下的收入将减少。重点学校的既得利益在“教育券”制度中将受到冲击。

　　最后是“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与前面所述的原因相同，城市学校的既得利益在“教育券”制度中将受到冲击。

　　此外，实施“教育券”制度还会引起学校内部利益结构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