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掮客大行其道

　　浙江有关部门在去年底的一个调查发现，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资金主要还是用于生产经营。例如，在乐清市调查时发现，主导行业低压电器生产企业中，有集资行为的企业占当地全部有集资行为企业家数的52%，集资额占71%。

　　“在庞大的需求下，浙江民间融资的利率曾一度水涨船高，高时月利率曾达到2%，不过现在大多数时间都在1%左右。”傅先生说，一般在义乌，正规的民间借贷的利率不会很高——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最新数据也为这一说法提供了佐证，数据显示，该市2006年民间借贷全年平均月利率为9.107%。，“利率走势是近三年来最为平稳的一年”。

　　“这种民间借贷以人际关系为基础，大部分民间借贷只打借条，而且，借据上只列出借贷双方的姓名和金额，利率有口头协商或随行就市，期限大多不确定，债权方可随时收回贷款。”

　　汪志锋称，民间借贷形成的信用关系，符合个体私营经济资金需求短、小、频、急的特征，成为个体工商户和初创中小企业理想的融资途径，对民营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

　　“除了一般的生产用资金外，很多急需钱、信用不好的老板许诺的利息还是很高的，因为信用不好，他只能去找中间人，由中间人出面筹钱，于是也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专门以赚取利息差价为生。”傅先生说。

　　在浙江义乌、东阳的一些街头，或者在当地的一些报纸上，不断会出现这样一些“牛皮癣”告示：“工程资金短缺、有急事需资金周转请与我们联系。电话：139××××××××。”傅先生说，这些告示中，有很多是带有诈骗性质的，但大部分是放高利贷的，其背后都有一些典当行支撑，甚至就是以放贷中介为业的金融掮客。

　　在金华市区，也曾有一些“当”字标记的所谓的寄售行，最密集的地方，甚至每隔三四米就有一家，整个金华市区，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寄售行的总数近200家。傅先生说，这些寄售行，“表面上是受物主委托寄卖东西的地方，类似我们平时所说的旧货市场”，但实际上它的“最大功能是非法融资和放高利贷，寄售行老板为了赚取差价，经常以私人名义，以3分利从亲戚朋友处融资，再以5分、8分甚至更高的利息，向一些急需用钱的人放高利贷”。

　　投资无门的选择

　　央行杭州市中心支行此前曾有一个测算，认为浙江的民间资本在7000亿~8000亿元。这部分资金，除了所谓的炒房团、炒煤团的传统投资外，都需要新的投资渠道。在借给陌生人不放心的情况下，熟人或者看上去有一定实力保证的典当行就成了这部分资金去向的最佳渠道，“只有这样才能钱生钱。”曾借贷给吴英的刘先生说。

　　“这好比一个金字塔，站在塔顶尖端的人就是所谓的地下钱庄或者高级掮客，逐层下去，有一大批大大小小的中介在金字塔的底端，才是最普通的拥有几万几十万元的散户。”刘先生说，民间借贷的利息也是越往塔的顶端越高。

　　在有利息差可赚的背景下，一度也有银行贷款“曲线”进入这个市场。“2000年以后，各家银行的业务员都发现，很多客户的个人消费信贷增长迅速，但经过跟踪去向发现，有些人的贷款并没有被用于个人消费上，而是被借给了别人以赚取利息差。”义乌某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科一吴姓负责人13日对本报记者说，在中小企业主的生产贷款中，也有一部分进入了当地一些典当行的账户。

　　“一旦了解了情况，银行不得不果断采取措施，收回贷款。”吴姓负责人表示，这样的借贷是存在极大风险的，一旦出现问题，银行就很可能要为损失埋单。不过他认为，即使采取了很多措施，也难以保证不会有资金被转了几手后再进入这个市场，“有时候跟踪资金流向确实很难的”。

　　丽水的杜益敏非法集资案中，就有好几个案例以个人消费贷款的名义从当地银行获得贷款，然后借给杜益敏。而更多的人则是在高利息的诱惑下，通过找亲戚朋友七挪八借或直接拿出自己的“救命钱”，参与到那场游戏中去——丽水市公安局此前曾向本报记者透露，一个当地的小老板曾将准备给儿子出国念书的70多万元，以及从银行贷来的87万元，加上朋友的借款，总共287万元投给了杜益敏，知道出事后，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孩子再也没办法出国读书了”。

　　“吴英也是这样借的，她有一批‘忠实’的中间人为她四处借钱，他们中间有的人就是典当行的老板，有的人就是金融掮客，以放高利贷为生。”傅先生判断，跟吴英直接接触的借款人并不是很多，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是通过中间人才能与吴英联系，而中间人所捞到的好处就是利息差——这一点或许也可以从东阳市公安局所控制的对象中看出端倪，在被控制的本色集团案的涉案人中，有4个人为义乌的老板，他们的最大职责就是“帮助”吴英筹钱，“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就是幕后的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