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有别

　　针对垄断暴利并由此相伴而生的高收入和“垄断福利”，戴仲川认为此问题给社会带来了双重的负面影响：既在挑战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政府的公信力，也正在扼杀和妨碍市场的正当竞争。

　　与他的想法相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提醒说，垄断企业高收入问题，影响了社会分配秩序、分配关系乃至社会稳定。

　　事实上，即使是从竞争中胜出的经济性垄断组织，高工资也只在适度范围才合理，即高工资应该反映其市场拼搏成效和对社会的贡献。但我国的垄断行业均属行政性的垄断，工资与贡献并无直接关系，倒是与行政力量密切相连。行政力量生于公共权力，如此用公权损伤利益分配公平，是最为恶劣的生产关系。

　　对于薪酬的收入，很多时候相对公平重于绝对水平。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曾提出一个公平关系方程式：职工的行为与绝对报酬有关，但更取决于相对报酬，人人都会将自己的劳动和报酬与他人的劳动和报酬作对照，劳动报酬率相等则公平，反之则不公平。

　　在现实生活中，公众在大多时候并没有特殊要求，仅仅是希冀其与存在竞争的其他行业一样，能够提供低价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但事与愿违，公众在垄断行业中看到最多的是不得不选择的高价产品和不得不接受的“服务”。近年来，水、电、成品油等等公共产品在叫喊着亏损的同时涨声此起彼伏，可服务质量依然原地踏步，这种涨势与垄断行业员工工资福利过高相联系，公众的评价可想而知。

　　尽管舆论对“垄断福利”导致“社会埋单，员工享福”的不公平现象提出了批评，但有学者指出，“垄断福利”最重要的危害是将垄断企业与社会大众割裂开来，使垄断企业不能切身体会普通大众对垄断产品价格的感受，最终出现我们一贯反对的“日益脱离人民群众”现象。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告知记者：“十一五”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设“和谐社会”，而构成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是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如果这些核心价值观都是分裂的，都是对立的，这个社会是不会和谐的。”

　　试想，如果学校校长、老师的孩子上自己的学校也要缴纳昂贵的“赞助费”，那么学校还会规定“赞助费”么？如果医务人员不能在自己的医院享受公费医疗，而是和民工一样自己掏钱看病，现在的医疗费还会那么高么？电力企业员工同样要在工资收入中支付电费，在确定电力价格时，就一定会考虑普通大众的感受了。

　　所以说，正视“垄断福利”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不仅是一个分配问题，更是一个垄断企业如何确定自己与普通群众关系的政治问题。

　　“玻璃门”

　　“形成垄断企业高收入的根本原因，在于垄断企业没有受到严格的规制。”

　　王则柯就此解释说：因为没有规制，垄断企业继续享受着超额利润，无论它怎么改革薪酬制度，还是会保持比社会平均水平高很多的平均收入。所以，重点不在于薪酬改革或分配改革，而在于对垄断现象的严格规制。比如有些行业要加快打破垄断的步伐；有些自然垄断行业，政府要加强调控，避免其损害社会效益而增加自己的收益。

　　垄断行业“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的现象被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严正告诉记者，在福建，注册1亿元可办私人银行，注册10万可办农村信用社，尽管有此政策，富豪也大有人在，但至今也无人问津，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想从垄断企业分得一杯羹，那是千辛万苦的事。因为游戏规则握在垄断企业和政府的手中。

　　对此，王则柯认为：对于短期内无法打破垄断的行业或者企业，可以在经营管理者的选拔过程中引入竞争，将不能有效降低成本的管理者及时淘汰出局。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政府被动接受企业全部成本的局面，促使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全国政协委员郭荣昌也提议：“应当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垄断行业的监管纳入法制化轨道。”

　　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对垄断行业的改革正在加大力度，已经把调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纳入整个理顺分配关系的大盘子中，按照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低、扩中、调高”的基本思路，“调高”中的重要方面就是调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

　　根据对“两会”的观察， 2007年，政府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的得力措施将更多地集中在对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的兼并重组方面，目的在于增强其竞争力，促进其良性发展，因为我国的许多垄断企业规模较大，但在竞争力方面还有不小的差距，在外资进入国内垄断行业后，势必与国有垄断企业一起争夺国内消费者。而治理利润分配、收入调节等措施能否见效还有待观察。

　　浙江地下金融再掀一角“吴英事件”何时能划上句号？东阳相关部门给出的答案是等待。不过，可以确认的是，此事已经波及浙中一带的民间借贷市场。继义乌市在闪电般成立全市清理社会非法融资整顿金融秩序工作小组之后，针对义乌民间借贷市场进行的摸底调查已经开始。

　　浙中民间借贷起底

　　肥皂剧总喜欢用狂风暴雨来渲染备受打击的主人公，拿不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比在寒风中被冷冷的雨水淋湿更残忍、更让人不安。

　　2月14日，情人节，几名如肥皂剧中失去心仪女子的老男人站在浙江东阳县建设路186号一2老楼门口，那种求之不得的失望挂在脸上。正如诗人艾略特所说：这世界倒塌了，不是轰然一响，只是唏嘘一声。

　　先前，他们有的是缔造本色神话的26岁女富豪吴英的供货商、有人自己掏钱加入了吴英的“本色棋局”，希望获得高额回报……不过从2月10日下午的突然变故起，本色神话破灭，他们的等待开始了，钱能否拿回来，还是个未知数。

　　这不禁让人回想到几个月前，一个外号叫“小姑娘”的美容院老板在浙江丽水集资2亿的案件——“浙江丽水杜益敏案”。案发后，借钱给“小姑娘”的债主们如热锅上的蚂蚁。

　　实际上，杜益敏案早就不是第一起，有人说，“在丽水市，没有一户人家不知道民间集资这回事的，民间融资是本地人的传统，至今没有停止。”

　　一名接受记者采访的东阳官员认为，“吴英事件”为民间借贷敲响了警钟。

　　如果说义乌、东阳一带的民间借贷还不为更多公众所知，那么温州的民间借贷早已天下闻名。去年底，美国花旗银行一名经济学家在温州实地考察后测算，温州的民间借贷规模至少在千亿元。事实上，和浙东南的温州一样，浙中地区的东阳、永康尤其是义乌民间借贷活动非常活跃。“吴英事件”不过是其中一个小的反面案例。相当多的当地人认为“这是一个小案子”。

　　义乌警方在吴英被刑拘后，发出警示消息，要求民众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切勿因经不住诱惑而让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记者试图从义乌市政府、东阳市政府获得一个两地民间借贷的规模数字，但得到相似的说法，“这个私密性太强，外界几乎不可能知道真正具体的数字”。

　　不过，记者在义乌采访时，得到了一份官方版浙江“地下钱庄”调查材料。这份材料显示，约在4年前，浙江省有机构曾针对包括义乌在内的多地进行调查，调查认为，对地下市场的货币资金交易规模无法作出准确的统计和判断，但调查期内，在义乌、永康、温岭、乐清等地，近年来因向钱庄借钱出现纠纷引起的民事诉讼每年均有数十起，证据确凿由有关部门予以查处的“地下钱庄”，每年也在10余户上下。这些地方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各种“地下钱庄”为主体的“地下货币市场”。

　　而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最近公布的数据称，整个浙江省民间融资规模在1300亿~1500亿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