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7月27日讯 一个月前，农地入股这种原本模糊的土地流转形式突然在成都、重庆两地变得名正言顺了。根据中央、重庆两级相关政府机构的文件规定，在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内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将可入股成立有限责任公司。

　　发生在万里之外的新政策在很短的时间内牵动了浙江民营资本。据证实，一家浙江民营企业目前已经介入了与之相关的投资项目。

　　一纸新政

　　此事缘起于两个月前国家发改委的一个文件：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此通知下发不到一个月后，重庆市工商局配套出台了《关于全面贯彻落实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服务重庆城乡统筹发展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16条原文规定：支持探索农村土地流转新模式。在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内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伙等企业的试点工作。该《实施意见》从下文之日起实施。

　　重庆市工商局宣教处赵处长说，“就在这几天，该局又为之提出了八条实施细则，对新模式的准入门槛、风险控制做了详细规定。宏观政策的相继明朗将为优良资本的介入铺平道路。”

　　浙商亿元参与农地入股

　　目前，已经有浙江民营企业准备斥资1亿元组建股份制投资公司，欲在重庆当地建立3000亩食品工业园区，从而首尝政策果实——农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昨天，记者向这家浙江民企相关人士证实此事，这位人士说，该项目眼下正在进展之中，由于有一些细节还未确定，希望不要透露公司名称。

　　“在建成的食品工业园区内，农地的性质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农民们拿着土地承包经营权加入投资公司，又是公司股东，每年拿分红，又可以应聘为公司工人，每个月还能领取工资。投资公司还可以发展科技农业、旅游农业等附加值较高的项目。甚至可以统一修盖楼房、超市、卫生所、幼儿园，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重庆工商界一位知情人士这样描绘新模式下诞生的食品工业园区。

　　尽管只是蓝图，浙江、广州等地已经有过类似的资源参股、集中经营的模式。在丽水遂昌长濂村，村民们舍弃散户经营的传统农家乐模式，将自家山林、空置住房、各类古玩、甚至用于居室装饰的根雕等工艺品都拿出来折价入股，成立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经营。今年五一节，该村农家乐接待的游客比去年同期增长70%。

　　而就在重庆麒麟村，一些农户也已经有过这方面的尝试。据相关报道，当地种植户余安全就尝试了果园入股的运营方式，据估算，每亩土地的年纯收入有2000元以上，而过去，每亩地每年的收益只有250元。

　　商机风险都存在

　　“重庆、成都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传统农业发达。这次的新政策将给率先在当地抢滩的浙江民营资本带来极大的机遇。”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详细剖析此案例后如此感叹。

　　他说：“浙江民营资本库存量丰厚，这两年传统制造业不断遭遇原材料成本上涨、市场竞争加剧、反倾销等压力，民营资本很需要找到新的战略突破口。新政势必促成浙江民营资本和成渝地区发达的农业联姻，这就是所谓的一二产业联动，从而形成大规模的工业化农业，为浙江民企发展创造新的机遇，也反哺了农村。”

　　杨轶清解释说，农民既是股东又是工人，劳动积极性必然大幅提升，而民营资本能给当地带去较先进的生产力方式，两者必然能结合成强大的生产力，这肯定是一桩一加一远大于二的买卖。

　　新模式的风险同样不容轻视。从村民入股的那一天起，他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就已经转让了，就已经和公司一道承担风险。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股份不能退只能转让，如果公司倒闭，债务人必须用现行所有财产清偿债务。作为股东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能就永远地失去了。

　　成渝模式能否复制到浙江

　　浙江大学经济系教授叶航认为，具备了土地资源、资本、劳动力三个必要因素，成功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假设取得成功，那么成渝试验区模式推广到全国只是时间问题。

　　“其实此种模式复制到浙江尤为重要，因为散户耕种效益和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效益存在较大落差，眼下浙江就有一些农地面临无人耕种的尴尬。而由于缺乏政策上的支持，上规模的资本又不敢大胆进入，农地的集约化生产亦无法实现。”叶航说。

　　事实上，近年来，在南方一些省份，小规模的城乡综合配套试验已经在悄然开展。比如在浙江沿海一些经济作物产区，就产生了“柑橘大户”、“种粮大户”，相当于把原本分散在各农户手中的农地集中起来，统一运作。正是由于相关政策未明朗化，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规模也就仅限于“种粮大户”级别。

　　杨轶清则认为，浙江的产业水平已经具备了市场配套完善、社会环境成熟等诸多优势，相当适合城乡综合配套模式的生根发芽。

　　具备多年省外投资经验的浙江苏泊尔公司相关负责人蒋女士也认为，该种模式将大大降低企业圈地成本，减低投资风险，很值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