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9月26日讯 大桥经历了70年的风风雨雨，期间，多少人为桥倾心，多少人与桥厮守；几十年来，守桥人换了一拨又一拨，责任两字镌刻在每个战士心头；护桥人默默呵护每一个桥墩，排除了一个又一个险情。他们有什么感触？他们有什么心里话？昨天，本报记者分别采访了5位与大桥有关的人物，其中有茅以升的女儿和秘书。

　　大桥情结，让他们魂牵梦萦

　　茅以升女儿茅玉麟：

　　爸爸一生都在与桥打交道

　　昨晚7点半，记者在黄龙饭店大堂，见到了茅以升的女儿茅玉麟。茅玉麟忙着张罗纪念大会事宜、接待各路嘉宾。她边忙碌，边回忆起与父亲在一起的美好日子：

　　1975年母亲过世后，我就与父亲生活在一起，陪他度晚年。父亲一生都在与桥打交道，桥几乎把我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都给挤占了。父亲常不在家吃饭，总是失约于我们，就算在家，也总是有群人围着商量事情，所以在我眼里，父亲就是太忙。

　　父亲对大桥的感情很深，但在家里很少说起大桥的事。1987年大桥建桥50周年，当时父亲90多岁，眼睛不好，坐在轮椅上。可到了大桥上，他定要下来走，还用手不停摸栏杆，眼睛眯着，使劲想看什么。那天他特别沉默，好像思绪万千。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走上大桥。

　　父亲很严谨，但不严厉，从没对我凶过。为让我学写大字，父亲买了好多宣纸，我看那么多纸，心想要写到啥时才能写完呀，就偷偷把纸藏起来。父亲知道后，哈哈大笑。

　　父亲还特别民主。他自己是桥梁专家，可我们家七个孩子，有搞文学的、心理学的、药学的……就是没一个搞桥梁的。父亲说，一个人只有喜欢自己的工作，他才能把工作做好。

　　高一那年“文革”开始，我失学了，到工厂当了一名一线工，当时觉得很奇怪。回家后，父亲把我叫到房里，告诉我，“你是我们家第一个工人，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你一定要好好工作，但也一定不要忘记学业。”那时，我白天在工厂工作，晚上回家就看书，看一些文学书。

　　我喜欢文学，可能也是受父亲的影响吧。父亲特别喜欢文学，最喜欢《红楼梦》，每天放在枕头边，《红楼梦》里的人物，一个个背得滚瓜烂熟，还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喜欢听京剧。(2610301)

　　茅以升秘书郑淑涓：

　　院长高兴时喜欢哼国歌

　　1956年，品学兼优、青春活泼的郑淑涓大学毕业，分到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让她没想到的是，从此她的一生就和“中国桥梁之父”联系在了一起。

　　“当时我特别想不通，因为我是学自动控制的，让我去当个秘书，心里不愿意。就与院长(当时茅以升是中国铁道科学院的院长)说，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院长听了也没生气，鼓励我好好工作。”现已75岁的郑淑涓，仿佛又回到了51年前。

　　郑淑涓回忆说，院长非常爱国。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硕士时，学业非常出色，当时康奈尔大学表示，以后只要是茅以升读书过的学校来的学生，可免试进康奈尔学习。美国一些机构也想留住院长，可是院长最后还是回国了。

　　在建钱塘江大桥前，当时的中国铁路桥都是外国人造的，如果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设一座大桥，别人就不敢轻视我们。当时，大桥有两个设计方案，一个是茅以升做的，一个是美国人做的，结果我们的方案胜出。且在设计大桥时，茅以升就充分考虑了当时的局势，考虑到了国家安全需要，在桥内预留了埋炸药的孔。

　　郑淑涓告诉记者，茅以升特别富有创新精神。在建钱塘江大桥时，别人都认为涌潮是个大难题，可是茅以升却想出了利用涨潮时的浮力来运输梁架等材料，这就是“浮运法”。江底泥沙层太硬，木桩打不下去，茅以升又从小孩浇花时，喷出的水流在地上冲出一个个小沙窝得到启示，想出了“射水法”。

　　在大学教书时，茅以升让学生回家找问题，然后第二天上课让大家提问考他，谁的问题提得深提得难，谁的分数就高。

　　院长也有自己的爱好。平时高兴时他会哼国歌的。有一次去广东出差，我还听到他在唱着《国际歌》。他还特别喜欢吃玉米糊和螃蟹、鱼虾。(2610302)

　　复兴街7号王东明：

　　天天看大桥心里才踏实

　　在复兴街7号，记者找到了居住在此的王东明和蔡玉凤老两口，82岁高龄的王东明与钱塘江大桥已有30多年的渊源。

　　37年前，王东明从丽水来到杭州，担起守桥任务，一家人也搬到钱塘江边，而这一住，就是30多年。“部队的任务就是保卫大桥安全，为防止有人破坏大桥，那时的船只不许随便靠近大桥，只有哨兵、铁路工能从那里经过。”

　　王东明回忆说，当年的大桥非常气派，很多外地到杭州玩的人，都会特意跑来看桥，但因当时桥面上不许拍照，不能与大桥合影成了不少外地客的遗憾。“那时的江面比现在宽多了，江水一直蔓延到六和塔下，部队住处前面就是江面，涨潮时，水会漫到路面上，潮水一退，岸上都是虾和鱼。后因马路拓宽，江面慢慢变窄。”

　　虽然如今的大桥已跟从前大不一样，王东明还是很怀念当年的场景，“那时江水很清，江里鱼也很多，常有人在江边钓鱼，红眼睛、黄尾巴，全是一尺多长的大鱼。技术好的人，一钓就能钓上十几斤。”

　　虽然王东明之后又到过其他地方，但老伴蔡玉凤带着一家人一直住在这里，三个孩子就在附近小学和中学读书。退伍后，王东明老人又回到钱江畔，住进大桥旁的这两间小平房里，与老伴一起种种蔬菜、养养鸡鸭，日子过得很清闲，三个孩子也都在杭州安了家，其中一个就住在附近的白塔岭。

　　“几十年来，一家人已习惯了与大桥为邻的日子。”王东明说，以前这一带住的，很多是守桥部队的家属和大桥的维修工，但现在都已搬得差不多了，附近一带只剩下三户人家。“一家人对大桥已有很深感情，所以一直留到现在。只有每天看看大桥，心里才踏实。”

　　大桥维修工高月祥：

　　大桥是我生命一部分

　　今年59岁的高月祥，与大桥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不要说闭着眼睛在大桥上走来走去，就是闭着眼从桥梁钢架的东爬到西，也没问题。”

　　1972年起在大桥上工作的高月祥，从一名普通桥梁工到桥梁车间主任，与大桥黏糊了整整35年。“这座桥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对孩子说过，将来我百年后，定要把我的骨灰洒在这大桥上。”

　　看上去只是几条简单的、粗粗的钢筋铁轨，桥梁工维护起来，却需付出巨大工作量。小到一条裂缝，大到枕木的保养、钢轨的更换，桥梁、轨道上的小问题，都会危及大桥安危。拿钢梁上那些转弯角来说，长期暴露在空中，积水难免。如处理不干净，或某个死角被忘了，可能生锈镂空，可能导致大桥坍塌。

　　不管多长，两边轨道的宽度和水平高度间的误差不能超一毫米。“以前开普通列车时，误差2-3毫米问题不大，现在走动车组，两边轨道误差超一毫米，列车开过时，就能明显感到车体晃动。”为注意这一毫米的误差，桥梁工人须时常检验、保养轨道。“日子长了，凭感觉就能看出哪段有点高，哪段有点宽。”

　　2005年初，高月祥在对大桥14号桥墩检查时，发现桥墩下方的水面会随之冒起一连串气泡。“不去多想的话，也可认为是水下的鱼在吐泡泡。但多次对比后发现，泡泡出现得非常有规律，即每当有火车通过时才有，于是我怀疑桥墩出了问题。”

　　事后，经专家检验后发现，由于长期的水流冲击，曾被引爆过的14号桥墩下方的泥石，已因泥石流失而镂空，如没有高月祥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桥梁工人的高度责任感，成就了大桥的安全。本来设计使用寿命只有50年的钱塘江大桥，在一代代工人细心养护下，直到今天仍安稳无恙。钱塘江大桥的大桥车间，已安全生产近2万个工作日。

　　守桥模范中队蔡朝瞬：

　　我骄傲我是守桥战士

　　日升月落，每天经过大桥的人，都能看见大桥两边站岗的战士，他们来自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一大队三中队。不过，他们更愿称自己是“钱塘江守桥模范中队”战士。“这名字是中队的荣誉称号，我们把它看得比生命还重。”说话的年轻人叫蔡朝瞬，是中队副中队长。

　　1999年，18岁的蔡朝瞬从老家安徽来到杭州，成为守桥中队战士。在这个出了蔡永祥、龙金华等烈士的中队里，蔡朝瞬与一代又一代的守桥战士一样，为守护大桥的安全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

　　杭州的夏天特别炎热，而钢梁结构的钱塘江大桥又特别导热。“我们测量过，外面温度三十八九摄氏度时，桥面温度就能到五十五六摄氏度，而我们一站就是两个小时。”蔡朝瞬回忆说，每次站好岗回来，衣服领子上都会结一层厚厚的白霜，“那都是汗干了后留下的盐渍，我们每个战士都一样。”

　　而一到冬天，直面迎接钱塘江上大风的人，同样也是这些守桥战士，“钱塘江上没遮没挡的，有时风刮过来，能把骑车的人给吹倒，一个岗站下来，脚常会冻得毫无知觉。”

　　但是，没有一个守桥战士抱怨过恶劣的天气，更没有谁会因天气而偷懒。“大桥是中华桥魂，它的意义非同寻常。我为自己是守桥战士而骄傲。”

　　战士们还要负责在桥面上巡逻。营救那些因各种原因轻生的人们，成了日常工作外的责任。“现在情况好点了，每年大概只要救10来个人。以前这样的情况很多，我们有个退伍转业的老兵，叫吴建富的，仅他一人，就救起过169个轻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