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表正是从这儿寄出的。

　　经过一个月的摸排暗访，名表店销售人员声称的“进口名表”的“进口路线”浮出水面：年轻男子姓莫，利用哥哥及好友姚某为“粤港直通车”司机的便利条件，将“台州亨达利”牟某、“义乌开太”朱某等向香港天龙钟表有限公司等名表供应商购买的名表，夹藏在车辆驾驶座上方的空格内，逃避了海关监管，将名表走私进境。“直通车”一般上午9点从香港开出，中午12点到达东莞，下午1点左右莫某将这些名表分别邮寄往台州、金华。莫某向“亨达利”、“开太”等收取名表价值1.5‰的“水客费”。

　　与此同时，另一路追踪到深圳的缉私警察也有了收获。香港“天龙”公司的杨某安排“水客”将名表通过随身藏匿等方式走私入境，并按手表档次高低支付“水客费”。

　　随着侦查的进一步深入，缉私警察们发现了一个更为惊人的情况：除了香港“天龙”公司，香港七八家正规的大型钟表商行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名表走私，其中不乏名表授权代理商。而内地的销售方———“台州亨达利”、“义乌开太”等则扮演着多重角色：既是当地走私名表的零售商，又是面向全国各地的走私名表批发商，还是一些大型百货商店名表专柜的供货商。

　　一张触角遍及全国、分工明确的走私名表脉络日渐清晰，收网时机已到。今年4月23日，专案组在台州、义乌、广州、深圳、东莞五地展开统一抓捕行动。截止到7月3日，15名名表走私链上的各路“角色”全部落网，案件成功告破。

　　正规供应商陷入走私“泥潭”

　　为什么正规的钟表供应商纷纷陷入走私“泥潭”？又是什么驱动了如此大规模的名表走私？

　　“最直接的原因肯定是利润！”参与侦办此案的金华海关缉私分局情报科应剑锋分析说，“高档手表的进口税率较高，一只价值2.63万元的欧米茄手表需要缴纳的税款就有1.66万元，在国内商场的专柜轻轻松松就可以卖到6至7万元。走私就避开了高额税款，利润空间很大。”

　　从2006年4月起，我国对单价逾万元人民币的高档手表加征20%的进口消费税，但进口表仍呈快速增长趋势。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口的高档手表1万只，同比增长22%。而侦查获取的证据表明，同一时期流入市场的“走私名表”却达2万至2.5万只，是正常进口手表量的两倍。消费的旺盛需求和相对偏少的供应量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消费需求与供应之间的另一个矛盾则集中在手表的型号、款式上面。据了解，“劳力士”、“卡地亚”、“欧米茄”、“伯爵”、“江诗丹顿”等品牌名表有相当部分款式并没有引进内地销售。看中了这些款式名表的人，除了去香港购买，往往只好“惠顾”走私货。

　　如果说内地“地区大户”走私名表是“盯”上了丰厚的利润，那么香港不少正规钟表公司“主动参与”或“被动协助”走私的重要原因则是行业内的激烈竞争。香港天龙钟表公司的杨某说，不少瑞士名表的生产厂商在授权给经销商时，往往会限定手表的销售范围，而这个范围又常常不包括内地市场。“香港做手表生意的人很多，竞争很激烈，内地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谁能不眼红？”于是，需要大量“进货”的“内地方”与愿意以较低价格敲开内地市场的“香港方”很快达成默契，走私的路径由此成形。

　　除此之外，高档消费品在销售渠道管理方面的混乱也让走私有机可乘。据业内人士介绍，名表生产厂商通常会在香港设立亚太地区管理中心，再通过香港在内地寻找代理商。总代理只有一个，二级代理商又往往集中在直辖市、省会城市等大城市，像台州、金华等有高档消费品消费需求的国内二线城市则根本没有正规的销售渠道。二级代理商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有些代理商因此随意发展“下线”，这些“下线”在市场冲击下很容易就与走私者妥协。而一些商场专柜，由于出租管理不严格，“有钱就租”，也为走私手表销售打开了“绿灯”。

　　偷逃巨额税款存在巨大隐患

　　“走私表看似让一些人拣了便宜，但其背后存在着巨大隐患。”参与侦办此案的台州海关缉私分局法制科科长刘左辉告诉记者，购买走私表不利于消费者维权。缉私警察暗访“台州亨达利”在台州路桥商业城的店铺时，曾被明确告知是“水货”，且不能开具发票。水货表由于其机芯编号销售范围不在中国内地，所以一年内不能得到原厂保修。虽然店员一再保证“手表出了问题可以来店里修”，但由于店铺本身并不是正规的代理商，不具备修表的资质和能力。一旦出现维修问题，单纯依赖店铺“信誉”很容易陷于维权的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