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漫游听证的组织者却偏偏勒令听证代表不准对媒体乱发声，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漫游听证如此“羞答答”地开，岂不成闭门听证了吗？不让听证代表公开发声，消费者何以知道其究竟代表哪方利益？

　　幕后： 500亿元漫游费的博弈

　　移动运营商的公开财务数据没有将漫游通话与本地通话费做区分，所以漫游通话并没有准确数字。但据中国联通副总裁李刚此前在北京邮电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的“2005年中国移动年漫游费收入大约为490亿元人民币，而中国联通的漫游费也有几十亿元”计算，漫游通话费是涉及500亿元以上金额的一块巨大市场。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阚凯力教授在接授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漫游费的事情之所以受到这么广泛的关注，是因为近年来手机资费不断下调，但漫游状态下的收费与这一趋势很不协调，一直没有降价，导致矛盾非常突出。

　　对电信经济颇有研究的信产部电信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杨培芳认为，对于漫游通话费的争论变得不太理性。消费者们认为自己是弱势，当然希望取消。而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消费者这边的声音显然占了上风。“在电信资费改革的问题上，政府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每做一件事，都会引起老百姓的一片哗然。政府也挺无奈的。”

　　主张取消漫游通话费的一方认为漫游的成本几乎为零，漫游通话费一直是运营商暴利的来源。特别是在电信资费不断下降的今天，高额的漫游费则显得格外刺眼。

　　进而争论又转向漫游费取消后的结果上来。有观点认为漫游费应该取消，让市场定价，运营商之间充分竞争，最终受益的是消费者。但反方的观点则认为，降低资费可以迅速解决电信业眼前面临的信任危机，但对建立有效市场竞争格局极其不利，损害消费者的长期利益。在目前规模效应明显的前提下，如果真的鼓励运营商打价格战，其实对规模小的运营商非常不利，联通将会被价格战打得市场份额进一步缩小。从长远的结果看就是中国移动在市场上一家独大的时候，消费者就会变为受害者。

　　能否拒绝

　　听证“选择题”

　　信息产业部近日公布了两套漫游费方案，但大多消费者却对方案有些失望，认为降价幅度太小。听证代表江宪对此表示，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漫游费有成本，不排除要求提出新方案的可能性。据江代表称，如果手机漫游只是虚拟服务，那么漫游费就应该取消；如果确实是投入成本的服务，那么就应该看成本和价格之间的关系，看价格是不是合理，讨论如何合理收费。

　　与以往任何一次价格听证一样，本次手机漫游费听证，再一次以“选择题”的方式让听证代表来表态——被听证者自己拿出几套价格方案，而方案的理由、价格成本等大多不甚了了。听证代表只能在调价者提供的资料面前，被动地做第几方案的“选择题”。至于依据是否充分，资料是否准确，往往是没人把关的。

　　举办听证的意义，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不同利益群体的充分诉求，从不同视角发现问题，在问题公开化的基点上，合情、合理、合法地做出各自的利益让度，使矛盾与问题最终以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解决。但是，限定在几个方案内做出选择，等于人为把听证代表的思路圈到一个很窄的范围内，而且被听证者拿出的方案，其制定依据又不能摆到台面上，也就不能保证“从不同视角发现问题”，更谈不到“合情、合理、合法地做出各自利益让度”了，听证的意义必然要大打折扣。因此，江代表对新方案的要求，是对当前“选择题听证”的一种拒绝态度。我认为这不仅是对本次听证的一个有益建言，而且对今后的听证方式也具有一定修正意义。

　　我们的听证会，为什么屡屡走入“选择题”套路？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很多政府机关还在把民主只当作“手段”来使用。听证会到底应该听什么，证什么，组织者把握起来有着很大弹性。被听证一方到底应该拿出什么样的听证材料，应该怎样回答听证代表的质询，如何从机制高度保证听证意见不会“说了白说”，都没有什么硬性标准。听证内涵被误读，听证程序不被尊重，使很多听证会被当作“过场秀”来操作。二是现有的《价格法》、《立法法》对于公众参与制定价格的程序性规定比较粗疏，也导致了价格听证无法依据具体法规，来保证其应有的公正与科学。

　　如何解决价格听证走入“选择题”俗套问题，我以为关键还是政府部门的屁股要坐正。围绕价格听证，政府的角色既是协调者，又是组织者。作为协调者，政府应该是“一手托两家”，从社会管理者的角度，以漫游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身”视角来看问题，而不能预设“理解运营商”、“个体消费者不可能有宏观视野”这样的立场；作为组织者，政府要考虑各方的利益预期，有义务对付诸讨论的听证案进行“原始说服力”把关，而不该听任做“选择题”这样的方式来应付听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