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架、“杀鸡”、摄像头、排污权交易

　　就在政府官员们努力制订一个平衡方案之时，民间智慧也在迅速闪耀火花，一个类似国际流行的排污权交易式的机制很快便自发形成。

　　“刚开始我们天天打架。”陈黎洁说。他是公安局督察大队长出身，五短身材，勇猛精干，自水头制革基地管委会筹建后，一直任副主任。

　　这几乎是所有人对那段日子的集体记忆，充满着中国式治污的辛酸与无奈。

　　在水头这块占地仅3平方公里的小地方，每天至少有50名环保局人员来回逡巡，发现偷排者则由公安部门进行拘留，因为制革污水中的铬是致癌物质。

　　平阳县环保局副局长陈贤星记得，有一年除夕头一天，环保局督察队还一直追到水头上游南雁镇一户人家家里，“就是要告诉那些人，政府这回动真的了”。

　　政府的确是动真的了，2006年11月5日起，水头制革全部停产，为了完成转鼓大削减。

　　谁的转鼓该被削减？大企业说要保大扶强，小作坊说要给公平的发展机会，每次开会，都是争论，常常一开就吵到半夜12点。“大家天天围着管委会吵来吵去。”当地一个制革老板董希国告诉记者。

　　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博弈结果，是人人平等，转鼓由此可以折算成指标。

　　平阳政府规定，每7个“红鼓”(指有证的3300个转鼓)可换整合后的1个转鼓指标，每家企业必须拥有12个转鼓指标以上。也就是说，若想获得整合后的生存许可证，必须拥有12个以上的整合后转鼓，即12×7=84个整合前的“红鼓”。而进入全县20强企业排行榜的，则7个“红鼓”可换2个转鼓指标，以示奖励与支持。

　　由于这些“红鼓”全都是合法转鼓，而且此前为了配合拆油毛毡盖厂房、建立污水处理厂等治理政策，企业已经投入不少尚未回本，政府要想再推进转鼓大削减改革，便不得不对被削者进行赔偿。一轮轮摸底与座谈之后，赔偿额度被确定为每个转鼓3万元。

　　要削减2800多个转鼓，加上其他支出，按环境容量完成治理约需1.435亿。而平阳一县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3.5亿。

　　谁来支付治理的成本？官员们绞尽脑汁。幸好省里领导来视察数次后，深感水头治污之不易，愿意先由平阳贷款7000万，省里每年拨款1000万用于还款，至于利息则由浙江省与温州市共同支付。

　　剩下的缺口，落在了整合后的近500个转鼓头上。由于它们的继续生产继续着污染，每个转鼓必须一次性交纳10.5万元。

　　就在政府官员们努力制订一个平衡方案之时，民间智慧也在迅速闪耀火花，一个类似国际流行的排污权交易式的机制很快便自发形成。

　　排污权交易(tradablepermit)是上世纪末以来发达国家创造的一种治理全社会总的环境污染的最新机制，是指在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前提下，允许各污染源之间通过货币交换的方式相互调剂排污量。

　　在水头，这个机制是精明的制革老板们用来买卖转鼓指标的土办法。一些不愿再从事制革或者无力购买到84个转鼓的企业，纷纷将自己原来所有的“红鼓”出售，除了获得政府的3万元补助之外，有人卖了几千元，也有人卖了2万。有人当起掮客，也有人专门买进转鼓囤积居奇。

　　温州人圈子内部的高效又一次得到显现，一个月后，水头基地重新组建了39家企业，跟上一次整合完全不同的是，整个水头转鼓总数只剩下469个，每一个每天允许排放经过处理的污水30吨。到2007年7月1日，生产全面恢复。

　　是不是像过去的无数次治理一样，这次也只是风头上说一说，或者一场运动？水头人其实一直在观望，即使在停产期间，也有人依然在往黑黑的河水里偷偷排放污水，甚至埋藏暗管。

　　这时候，陈黎洁正衔命在顺流而下一段段清洗溪头河，不料清洗好的上游有一段总是时不时冒出污水。这一河段惟一的一个污水处理厂由在当地有名的大企业宝利所主导，但排污口却绕了很远设在尚未经疏浚的下游。一番权衡，陈决定明确将其排污口上移到上游清水中，一旦排出污水则清晰可见。自此，上游清水潺潺。不过时隔不久，宝利却在一次乱倒污泥时，被突击检查的陈景宝抓了个现行，遭到停产3月的黄牌处罚。“杀鸡总是能儆猴。”陈得意地说。如果说宝利一役显示了政府的强大决心，那么后来对另一家大企业侨信的处理则让众人服服帖帖。

　　侨信污水厂的主导者是一位极受当地人尊敬的制革老板陈钦雄，人称“老大”，是水头制革协会会长，在一次同行工厂的火灾中曾鼎力相助受到当地人交口相赞。但就在前不久，污水厂工人操作失误，导致一些污泥排放入河，尽管陈马上采取措施挽救，却依然同样被处以停产3月的处罚。污水处理厂一旦停产，与之相连的5家制革厂则别无选择只能停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