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七年钱塘人黄汝亨《化湾闸碑》记载：“万历戊申夏四月，天乃降割淫雨为灾，浃四旬不休，五月塘崩，闸复圮，苕水县(案通‘悬’)注如倾，三峡大浸稽天，桑田为海，下民其鱼，屋庐荡析，莳种亡具，呼号流散，遍于四野。”这说明这种洪水淹没会形成“包抄”，对“良渚古城”形成一种周围整体性的覆盖。而且安溪因为一直是杭州陆路通湖州的必经之路，所以安溪广济桥的几个大桥墩为了承重就一直很大，虎踞溪中，洪水来时，常常严重影响泄洪，造成安溪方向垮坝(见前述丁学谦《杭属笤溪险塘图说》)。康熙《钱塘县志》卷三就明确记载康熙五十五年“安溪闸”也被冲毁的事实。这样就会直接对“良渚古城”的东城墙形成叠压层，而不必“包抄”形成叠压了。有人辨称说洪水不可能从东边冲来，因此“东城墙”叠压层里有良渚古陶片可作证据，如此看来这条最后的防线也是守不住的。
最近报载浙江考古所要将叠压层里的古陶片和什么“良渚人扔的垃圾”请了国内顶级专家去做“碳14”试验，其实徒费国帑。明明肉眼就可以辨别的良渚古陶片，何必多此一举。如果说鉴定文物“眼学”有误差，那“碳14”也同样会有误差，有时候误差会有几百年。其实笔者在“良渚古城”东城墙发掘现场，看见不仅叠压层里，连城墙夯筑土内就杂有许多良渚夹沙陶片，用行话说，这是“开门见山”的东西，但是都不足以证明这座“古城”乃良渚人所建。因为“碳14”鉴定的只是陶片的制作年代，而陶片不能代表整个叠压层的年代。这个道理就和今天谁口袋里装了一块良渚陶片就要说自己是良渚时代人一样可笑。良渚陶片是5000年的，可你是昨天才放进口袋的，关键是要看究竟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今杭州孩儿巷98号所谓“陆游故居”现在已经明确是一座晚清建筑，那高耸的封火墙就是证据，因为前代没有这样的封火墙。可是数年前却有一位上海教授根据该院落土墙里杂有宋朝瓷片就确定此民居乃宋代建筑，实在贻笑大方。其实真把土墙全部推倒砸碎过筛，还能找到汉朝陶片，那此民居就又成了汉朝的了吗？真要找肯定还能找出更多的明清瓷片来，那么该民居又成了明清的了吗？
如果真要确定叠压层为良渚文化层，那就应该对叠压层逐层作土壤磁化率、孢粉分析或者其他科学手段的分析，而首先应该建立一个“良渚文化”时期的磁化率和孢粉分析可称标准的数据库。这个“标准”必须是真正可以判定为5000年前的，未经干扰的，大家公认的。可惜现在许多良渚文化层都是受到了后来的干扰，至少磁化率就可能不准确。
由此可知，今天这个“良渚古城”肯定不是“良渚”时期的。
“良渚古城”决非“城墙”
1、浙江考古所宣布的“良渚古城”周长约6.5公里，可是历时2年用洛阳铲把这个“古城”遗址都挖遍，居然至今没有发现城门。据佟伟华《我国史前至商代前期筑城技术之发展》与赵辉、魏峻《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两篇史前城墙考古的抗鼎之作介绍，史前古城皆有城门，有的还有数座城门，因为是人就需要进出。没有城门为什么还不怀疑自己发现的是城墙呢？
2、“良渚古城”居然外墙缓，内墙陡，这完全违背筑城原则。以西外墙为例，底宽60米，夯筑的坡度居然缓到仅有30度，那是今天任何一个老太婆都可以走上去的角度，如何可以阻挡“良渚”时代可以追杀野牛的古人？相对来说内墙反而还陡一些，约45度，但也不象城墙的墙，到很象水坝的角度。以内外墙这两个角度延线的交叉点估算，这“城墙”的高度最多不过才3米。为什么底那么宽，却那么矮？但新石器时代人类筑城已经完全知道外墙应该尽量陡峭，以御敌进攻(赵辉、魏峻《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相比之下，“良渚古城”外墙坡度过缓，可以肯定不是城墙。
四大反证：“良渚古城”如果是真的，为什么也不能保存至今
再退一步说，假设这个“良渚古城”确实真有，笔者认为也决不可能保存至今。余杭苕溪至湖州在北宋时就被治理，修建了石堤，这可以苏轼《赠莘老七绝》之第二首(《苏轼诗集》卷八)为证：“天目山前渌浸裾，碧澜堂下看衔舻。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虽然仅28个字，但却有巨大的历史信息量。熙宁五年十一月，时苏轼任杭州通判，奉转运使檄与湖州知州孙觉(孙觉字莘老)研究苕溪修堤(据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四十四，东坡七)。碧澜堂是湖州苕溪码头的接官亭(见宋范成大《骖鸾录》)，这前二句写了苏轼自馀杭出发乘船至湖州，苕溪上船很多，首尾相接。住在苕溪岸边的胡仔题《苕溪渔隐图》就有“溪边短短长长柳，波上来来去去船”之句，足见宋代苕溪上船确实不少。苏轼第三句表面上说“作堤”不是自己应该干的事，但内心实是反对修堤，认为劳民伤财。苏轼还反对在汤村镇(今乔司)修盐河，写了《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大发牢骚，但他毕竟不能违抗朝廷的命令，还得冒雨督役。《宋史·孙觉传》孙觉在湖州任上，“松江堤没，水为民患。觉易以石，高丈余，长百里，堤下化为良田。”笔者以为，苕溪山洪“势若奔马”远过松江，因此修石堤、“长百里”是更应该的事。至南宋，苕溪已经成为一条官船来往的大河，远不象今之淤塞。南宋乾道八年，静江(苏州)知府范成大去赴广西安抚使任，经湖州至馀杭，也是经苕溪乘船(范成大《骖鸾录》)。这条官船不但装着范氏的全家、细软，而且还带着他的“乳母”、仆人和仆人的孩子。其实自江苏一上船，“乳母”徐氏就已经生病，“病喘甚，气息绵。范成大怕她病死，只好把她在馀杭送到熟人家治疗。这样的长途旅行，病人至少是可以“躺着”了。可以肯定苕溪平均水深若不足2米，断不能承载相当于今天省级高官的大船。观范成大这次旅行笔记，每隔10-20公里沿岸都有驿馆，他在安溪宿了一夜后，第二天宿在“馀杭县苕溪馆”(估计在今瓶窑)，第三天泊馀杭。这说明苕溪馀杭至湖州段的治理规模巨大。这种治理既要对苕溪挖深加宽，也要加高堤坝防洪，需要大量的土石方，怎么会让近在咫尺的“良渚古城”(估计当时应该残高8米以上，巍然如南宋京城临安城墙)无动于衷？须知古人并无保护“良渚文化”之意识。
再举明清的3次苕溪大洪水为例。
1、前述万历三十七年那次笤溪大洪水“县注如倾，三峡大浸稽天，桑田为海”那就不仅将东苕溪化湾闸完全冲毁，而且还会冲毁下游的东苕溪堤坝。从堤坝的构建上来说，闸远比堤要牢固。闸既毁，堤一般都会被冲得七零八落。化湾闸在今化湾港与笤溪交会处，是宋代以来杭州有名的水闸，《咸淳临安志》就有了记载，而今“良渚古城”在此闸下游不足2公里的更低洼处，离东苕溪仅100米。可是完全砖石修砌的明代水闸和水坝(塘)都被笤溪洪水冲垮了，试问5000年前泥土夯筑的“良渚古城”有什么理由不被冲垮？
2、康熙五十五年笤溪洪水，康熙《钱塘县志》卷三说在孝女乡女南五图堤坝被“泛决数十丈”，灾后在此筑“龙冈塘”。此志还载有章藻功撰《筑龙冈塘记》，说明由“里人”(当地人)骆元祚勒石。今“良渚古城”所在位置正与(参阅万历《钱塘县志》地图)“龙冈塘”重合。明清人修筑的水坝都被洪水冲毁“数十丈”， “良渚古城”怎么不被夷为平地？以白元畈发掘点为例，“良渚古城”地基铺石距今地表不足1米。在苕溪冲击下，今河床底部已经高于河岸地表，可以推知，300年前那个“良渚古城”铺石就是可能是地表。
另：在这2次洪水冲击后还有2次恢复家园的建坝修闸，那需要大量的土石方。万历三十七年和康熙五十五年这2次灾后修坝都是由当时的钱塘知县亲自督导并捐俸的大规模行为，他们怎么会守着近在咫尺60米宽而又数米高“古城”不动，而跑到几里路外去挖土方呢？如果当时存在过什么“良渚古城”，那么也早被挖掉，移土修坝了。
3、光绪十二年(1886年)笤溪人丁学谦的《杭属笤溪险塘图说》记载：该年夏天笤溪再次“险塘大溃”，浙抚卫荣光调动全省力量(包括军队)治水，大筑堤坝。此后4年，每隔2年一次洪水，但险塘未溃。说明光绪十二年的堤坝修筑的很牢固。但此后依然有溃堤，直至1963年还发生过溃堤事件，地点就在窦湾(今讹为六头村)，即今“良渚古城”的正北1公里多的地方。如此多次的洪水冲击，如何“良渚古城”还能保持残高4米？
为什么至今还残高达4米的“良渚古城”在嘉靖时根本不存在？
明代杭州地方史学家田艺蘅有《□□诸山记》(载康熙《钱塘县志》卷二，前两字辨认不清，疑为“城北”)记载今良渚遗址管理区内地形古迹甚详，为了不至于让人说我断章取义，笔者将有关章节照录如下：
“稍东游东莲寺，复泛湖□，径蒿山上，有小庵，其北石丘培为畔。□□乌山逶迤。而北为禅智寺，乃唐冯孝女宅。冯幼孤，养母不复嫁。母病思肉，女剐股以进之。母死，庐墓茹蔬，舍宅为寺。长庆中诏赉粟帛，赐额‘报恩’，仍名其地曰‘孝女乡’。宋治平间改曰‘禅智’。《通志》又载，后唐孝女名丑娘，年十二，母病剖腹取肝，和粥以进。母愈而丑娘死，其墓在南。故分为孝女南、北两乡，杭旧志失载。寺东为‘古城头’，上(罗案：当为‘土’字)山曼延，宛类营垒，疑古人屯兵处。盖此路实当独松关要路，乱离时之所必备也。再此过全山，至无诤寺，又北为东岳庙。度安溪桥，溪流上接笤溪，至此百里，则势缓而渊深，无复崩溃之虑矣！下通嘉湖税课司在焉。是夜还宿西长明别业，越日由东长明取道游荀山，有荀山寺。古塔为兵祸所毁，询之老僧云是荀子读书处，碑石粉碎，莫可踪迹，其地称灵芝乡清息里荀侯崇善社。稍东为良渚，亦一大镇也，洪水之余，尚成泽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