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古城头”，即今“塘山遗址”(即刘斌先生最近所提出为“良渚古城”紫禁城的外郭，但笔者认为仅是唐代钱塘县的一条路基)，其形状绵延的一字形正合“土山曼延”。田艺蘅认为古人为保卫杭州扼此阻击安吉独松关方向的来敌。康熙《钱塘县志》卷二载：“全山，郡志在县治北七十里，高六丈，周二里，北环苕水，有‘古城头’。”该志首先说明这个“全山”的记载是根据前朝的“郡志”即《万历杭州府志》来的，其二，“北环苕水”说全山在笤溪之北作环抱状。笔者以为此“全山”即今吴家埠北之“前头山”，背靠瓶窑镇，今天通往独松关之104国道正穿越此山而过，而在宋明时正是安徽通往杭州的大路。德礻右元年(1275)，元军自建康出兵经广德，破独松关，就是经瓶窑直取临安的。独松关宋军曾血战，文天祥来救已经失守。“全”音讹为“前”，“前山”后又增加一字为“前头山”。那么这个“古城头”肯定也在苕溪之北，就不可能是溪南呈“方国”状的“良渚古城”(如果是指“良渚古城”那么田氏一定会指出它的“方国“形状)。田毅蘅对“古城头”的功能判断虽然错误，但他在明代能判断此为一古代工程仍为“好眼力”。

　　田毅蘅对不过1公里外的平地上，400多年前还应该残高至少8米的巍然290万平方米的巨城“良渚古城”毫无记载，会不会是田氏只在溪北，未到溪南？非也！田氏所径之“蒿山”、“乌山”从《万历杭州府志》所附“钱塘县图”可见都在笤溪南岸，距“良渚古城”位置不过1公里多，他岂能视而不见？田氏曾提到他们曾在东苕溪乘舟，两岸地形皆见，文末提到的“余修《通志》”即嘉靖《浙江通志》，笔者认为田毅蘅可能正是因为参加了此志的撰写才附带写了这篇《□□诸山记》的，因为这次与他一起进行考察古迹的蒋子久，即与田艺蘅共同参加嘉靖《浙江通志》当“校录”的杭州府学生员，馀杭人蒋灼。《□□诸山记》是以考察古迹为目的的，并非一般游记。他对杭州城北诸山中消失的寺庙都一一踏勘，记曰：“凡前所过庵、寺皆日(罗案：当为‘早’)就崩圮，曾无足观者。”所以决不可能疏忽“良渚古城”。田艺蘅是《西湖游览志》作者田汝成之子，出身史学世家，曾任徽州训导，不久即归。其家就住在今余杭仓前镇，至今寡山石壁和山洞中还留有摩崖石刻大字“品”、“香宇”、“妙品香宇”(我曾亲睹)，皆其字、号和斋名，可证其确实居此。《□□诸山记》说调查的当晚就住在“西长明别业”(罗案：在今长命村西有别墅)，他说自己在“良渚五郎山”还有别业。五郎山北距“良渚古城”不过2公里，这位杭州史学家在此别墅中，真是推窗日日可观“良渚古城”，请问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他看不见？田艺蘅虽然一生没有什么大的功名，但观其《田子艺集》、《留青日札》诸集，却发现他是一个真正的史学家，考察古物也极有见地。读其自撰的《品子小传》，知其在嘉靖抗倭战争中曾被官府授命统领钱塘、临安、馀杭“三邑兵四千，出入行阵者五年”，有很强的军事知识，对杭州城北地形肯定极为熟悉。写《□□诸山记》时至少已经四十岁，并非乳臭未干。田艺蘅未见什么“良渚古城”，这就说明至少这座“良渚古城”出现肯定是在明嘉靖以后的事。此乃昭昭铁证。

　　《□□诸山记》说，考察的次日他“登大雄寺”，看着大雄山与大遮山之间的东苕溪冲击平原(即今“良渚古城”所在位置)，作如此记载：“自西徂东，周回皆山，而小溪回绕，山中之阡陌纵广，村舍稠密，其外如垣堞濠堑，故曰城湟山。”这些“阡陌”与“村舍”为什么“其外如垣堞濠堑，故曰城湟山”？原来明代的“圩子”就是“如垣堞濠堑”一般的，以至于被称作“城湟山”。今天良渚镇还保留了这么一个地名，但已经被讹为“城皇山”了。这个“城皇山”村从来没有城皇庙，而这一带的城皇庙从清代地图记载一直在安溪(据说最近安溪已经恢复此庙)。康熙《钱塘县志》卷三记载仅孝女南乡就有30余个圩子，而其第五图(“良渚古城”所在位置)就有“山前后圩、头圩，洋上圩、洋山后圩”共4个圩子。“圩子”自晋就有，又称“围田”“湖田”是江南为对抗洪涝灾害和平时灌溉修建的农田集体化的水利工程。北宋庆历三年(1043)九月，参知政事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其六“厚农桑”曰：“江南应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虽有沟河可以通海，惟时开导则潮泥不得而堙之，虽有堤塘可以御患，惟时有修固则无摧坏。”不读小范不知吾杭圩如大城乃常事也！南宋《咸淳临安志》“良渚”本作“梁渚”。“梁”乃河梁圩坝，都是水坝，其实今天进入了“良渚”就应该想到进入了水坝区了！苕溪沿岸多小圩，不过有田数百亩，夹有村舍。安徽芜湖的万春圩，周40公里，内有田127000亩。有清一代钱塘县仍然保持了“圩田制度”，计有五百余圩。这些圩子许多保持到民国以后。关于这些圩坝的高度，范成大《吴郡志》卷一九《水利》记载了(除某些地方因河水太深，圩坝可高至一丈外)“昆山、常熟、吴江三县，堤岸高者七八尺，低者不下五六尺”。以今之“良渚古城西城墙”从铺底石到残高正好1米多，还原后的高度与宋代昆山诸处正好相合。但笔者观其黄泥与青膏泥掺和夯筑，而且筛选纯净，连草根也无一根的精细做法，只能判为清代建造。而“东城墙”的作法则粗陋的多，夯筑层里面有许多杂物，包括良渚陶片，明显早于清代。当然这是需要另一篇论文来回答的问题。但是认为在同一位置上，300年前(康熙)有明确记载的4个圩子都不能保存，倒是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能够保存下来，岂不荒唐？难道明人筑圩时也先学习过了务必要保护“良渚文化”不成？

　　在今“良渚古城”的位置上是否可能真有良渚古城？

　　笔者回答：有可能，但应该在距今天地表至少2米以下。除去汉代以前长期的海侵不算，仅北、中、南三条苕溪1500年来的冲击，使东苕溪的河床底部就抬高了不只2米，这个道理与今天开封下面叠压着6个各个时代的开封城遗址是一样的。今天黄河的底部比开封城的地面要高，我们今天东苕溪的底部比“良渚古城”的地面也要高。最近杭州国际花园工地发现的清代海塘，已经在今天地表30厘米以下，而宋代遗址多在杭州地表1.5米以下，我们怎么可能在距地表0.5米就找到“良渚古城”而且地面残高还有4米呢？当然，有人会拿海拔12米的莫角山良渚文化遗址为什么在地表来驳斥我。但我要说，这只是5000年前良渚人在当时山顶上的遗存，君不见莫角山、反山、瑶山、汇观山……上海的福田山等等良渚文化遗址都是在高地上发现的。这些山都不高，即使矮到10米也称山，今人可能觉得很滑稽，但是古代可能这些山还要高一些，而苕溪冲击平原的形成逐渐把山谷给填平了，因此这些山就越来越矮了。人们至今呼之为山，也是一种历史的记忆，地名学有时可能就是解决历史悬案的钥匙。5000年前山谷和盆地里的良渚文化遗址许多都被埋在数米厚的土下，我们目前仅仅发现的是当时山顶或山坡上的一些未被埋没的遗址而已。如果象290万平方米的方城遗址，在东苕溪岸边只可能在低洼处，而不可能在什么山顶高地上，因为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一处可达290万平方米的高地。但如果“良渚人”在这里根本没有造过城，那就只能没有！

　　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新发现“良渚古城”完全不能成立，因为它不是“良渚文化”遗存，甚至不是其他时期的城墙。那这个所谓“良渚古城”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是宋代以后的水坝，某一部分可能是圩田的水坝，某一部分也可能是苕溪“备塘”或“格堤”的水坝。衷心希望各位学者对笔者的“证伪”进行证伪，因为科学不经反驳就无以进步。从波普尔的“可错性”原理(Falsifiability)出发，笔者个人更是对此要三鞠躬的！

　　最近陕西省林业厅已经就“华南虎照片”事件向公众道歉，但我们不要忘记这张被公众称为“周老虎”的照片，也是当初经过了会议“审定”的，但是出席会议的10名专家居然无一是研究华南虎的，更无一是研究摄影的。那么从鉴定照片的角度首先就是一个笑话。是不是那么多专家上了一个农民的当？还是在某种操作下一起“举了手”？恐怕问题还并不那么简单。现在这次“审定会”明确被否定了，不“否定”何以要道歉？前几年，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发现“彭公大墓”，也惊动数百家媒体，(有的媒体甚至还搞起了“有奖竞猜”)，但最后发现只不过是水坝，对公众和媒体至今没有任何道歉，竟不了了之。这种喊“狼来了”不道歉的做法只能导致以后更多的“孩子”随便喊“狼来了”，作为公众和媒体都有一种被人愚弄的感觉。中国媒体应该引入“道歉”机制。

　　我们还应该看到现在一些“学术会议”实为“演戏”，已经给我们的国家、民族、给外地一些“文化大省”带来了负面影响，有的简直就是坑害学术，让“专家”当“道具”，有时连“演员”都不是。专家必须有学术操守，无操守何言专家。2007年12月7日《钱江晚报》D/1版报道：“明年3月，将举办专家研讨会，对良渚古城的发现和下一步工作进行研讨。”该会议的主办方是否能拿出一点学术勇气，表示一点学术气量，邀请一些不同门派的考古学专家、还有历史学(特别是明清史的)、历史地理(特别是治杭州地方史的)、中国水利史(尤其是研究江南水利的)、中国科技史(特别是研究冶铁的)等方面的专家来畅所欲言，因为“良渚古城”问题的本身已经远远超过了“良渚文化”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