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如一日在田头蹲点

　　参加工作后，黄烈文将自己的办公地点放在了田间地头。武义县农业局一项统计显示，35年来，黄烈文在该县基层连续蹲点10个月以上的共有七个地方。每到一地，黄烈文总是自带干粮和铺盖，白天泡在田里，晚上住在农民家中。

　　“他对种子的研究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家里的事情一点都顾不上。我们的三个孩子，出生时他都不在身边。”黄烈文的老伴汪又男说起丈夫年轻时的“工作狂”，至今仍有些抱怨。1972年10月，黄烈文的第三个孩子即将降生。预产期是10月4日，但黄烈文10月3日就再也坐不住了，不顾妻子的再三请求，卷起铺盖就要下乡。临走时撂下一句话：“生孩子可以等，但育种工作不能等。”

　　10月3日晚上11时许，已经有了反应的汪又男含泪收拾起包袱，独自一人前往医院。临走时留下了两张纸条，一张留给熟睡的两个女儿，让她们醒来后到隔壁邻居家吃饭；一张留给了农技站门卫，让他们上班后打电话给黄烈文，说自己到医院生孩子去了。

　　10月4日凌晨2时，黄烈文的儿子在医院顺利降生了。因为身边无人照料，直到当天中午，疲惫不堪的汪又男仍滴水未进。同一产房的孕妇家属看她实在可怜，就烧来鸡蛋给她吃。直到下午，接到电话的黄烈文才匆匆赶到医院，泡在水田里的他粘满裤脚的泥浆还没有干。

　　“她嘴上对我抱怨，但心里还是支持我工作的。”事隔多年，黄烈文仍觉得对不住妻子。他开玩笑说，那时候大家思想都比较单纯，如果是现在，老伴非跟自己离婚不可。

　　在黄烈文的努力下，他所蹲点联系的乡镇，水稻产量都有了大幅度提高，有的村水稻亩产甚至提高了120多公斤。在那个水稻亩产普遍只有300多公斤的年代，黄烈文成了农民眼中的“香饽饽”。

　　千里“寄种”和跑步“追种”

　　谈到黄烈文对育种的痴迷，还有这样两个故事。1974年，黄烈文有一次到外省出差，看到当地有一种优良稻种。黄烈文觉得这个品种可能适合在武义改良种植，于是向人家讨要种子。但对方种子也相当珍稀，在黄烈文再三恳求下，只给了他十几粒种子。因为当时正值水稻育秧季节，如获至宝的黄烈文来不及亲自将种子带回，就跑到邮局给妻子寄了一封挂号信，并将十几粒稻种夹在信封中寄回。

　　收到挂号信和种子后，汪又男按照黄烈文的嘱咐，马上跑到星光大队找到有关人员，将这些稻播种下去。结果这些稻种引进到武义后，很快被农民接受并推广，次年水稻产量大大提高。黄烈文“千里寄种”的故事也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1976年，黄烈文在武义县壶山镇(现壶山街道)星光大队蹲点时，培育了一种叫“四梅大穗”的优良品种。这个品种的水稻稻穗很大，但只有三株。黄烈文天天像孩子一样悉心照料。一天，吴山镇召开生产队长大会，散会后这些生产队长经过黄烈文的试验田，看到快要成熟的这三株水稻实在喜人，一位生产队长就伸手拔了下来。

　　等黄烈文赶到田里时，发现悉心培育的“四梅大穗”不见踪影，一下子就急了。得知被人拔走后，黄烈文拔腿就追，足足追了两三里地，才从那位生产队长手中把稻穗夺回。从那以后，黄烈文除了“种子王”的外号，又多了一个称呼，人们都叫他“种子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