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户雇佣几个人算资本家？

　　“傻子”给全国人民出了道难题

　　7岁在街巷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接手父亲的水果摊开始持家。但是，水果摊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贩板栗被冠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入狱一年。出狱后，天生有生意经的年广九转而卖瓜子而生。他走访全国各地，掌握了72个品种瓜子的不同配料，并研制出了融南北口味于一体的瓜子。

　　他的“傻子”头衔是这样落下的：人家买一包，他会另抓一把给人家，人家不要，他会硬往人家身上塞。年广九想为自己的瓜子取个名字，后来想，就索性叫“傻子瓜子”吧。“就像现在的企业花几百万做宣传一样，我多抓一把给人家，就是做宣传。”年广九那时就有了营销的意识。

　　当“傻子”的结果是：“我很快就赚了100万元。”

　　年广九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一些帮手，人数一天天增加，到了秋天，居然有了12人。这下小小的傻子瓜子“麻烦”大了。

　　在经典著作中，“七上八下”是一条铁定的界线，即雇工超过8人，就是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从“小业主”变身为“资本家”。于是，“安徽出了个资本家叫年广九”这样的论调不胫而走，而“傻子”的一道小小的雇工人数难题也考倒了很多人，并在全国的政界、学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年广九究竟算不算资本家？算不算剥削？

　　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1982年，年广九的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

　　1983年底，有人把年广九的雇工问题反映到上面，接着在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上，又有人提出年广九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企业形成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最后，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九，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

　　小小的“傻子瓜子”惊动了邓小平。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怕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傻子”远不只一个。对于刚刚开业的10万工商户来说，雇工的数量是否应该限制，能不能超过8个，已经从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衍生成为实际难题。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雇佣临时工100个，广州高德良创办“周生记太爷鸡”雇工6个，广东的很多个体户雇工有十几个、二十几个……

　　邓小平一锤定音。个体户的雇工问题迎刃而解，成为现在轰轰烈烈的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撕开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小口子。而年广九也因邓公的讲话留名中国改革史。

　　时隔8年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一次提到了“傻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我，用商品经济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计划经济！”年广九树起大拇指在胸前比划，他一直为自己的名字与中国改革开放连在一起而备感自豪。

　　改革开放的精神是用血汗换来的

　　浙江政府素质很高，对外地企业很公平

　　“改革是什么？冒险！”年广九说。在年广九的个性中，冒险是一个很大的特点。他摆水果摊、卖板栗、卖瓜子，遭遇过很多“运动”，被抓进去过几次，但是历次的打击都没有磨灭年广九的意志。

　　他在卖水果的时候挂灯笼、放音乐；卖瓜子的时候送瓜子、雇帮工；1986年，还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以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在全国又一次掀起轩然大波。

　　“中国的改革成功了！”说到改革开放，年广九激动了，说话的架势就像面前放着一个麦克风。“老的看看，新的看看，回想邓小平，在30年改革中，美好的一片！”年广九的意思很清晰。

　　他突然话锋一转，转到了浙江省。“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享受到了，就在你们浙江省。”原来，他刚从浙江舟山回来。“傻子瓜子”在浙江有300多家连锁店，舟山的一家傻子瓜子连锁店与毗邻的一家舟山民营企业发生了纠纷，舟山市政府禀公处罚了舟山当地的企业。“浙江没有地方保护主义，而是保护、扶持外地企业，给外乡人以帮助，我对处理结果非常满意！”年广九满怀感激，反复地说，“我觉得浙江政府的素质很高！”

　　正是出于对浙江的感情，几年来一直拒绝媒体采访的年广九欣然接受了钱江晚报的采访。

　　“改革开放的精神是来之不易的，是用血汗换来的。”年广九说，“就像我们的财富也是用血汗换来的一样。”

　　“傻子瓜子”作为著名的家族式民营企业，怎样科学发展和传承也是一个外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小儿子现在9岁，我看好他了！”说起儿子，年广九很自豪。“他数学非常好，在郑州得过奖，还有一个美国学校要免费培养他30年，如果不是他妈妈舍不得，他现在就在美国了。”

　　等9岁的儿子长大当“傻子瓜子”的继承人，年广九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继续行走江湖，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