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程

　　协调一度陷入僵局

　　虽然国家环保总局受理了此案，但机场施工并未停止。2007年8月16日，事情开始激化。当天下午，几十位村民联合起来到机场阻止施工，与机场方发生了冲突。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先后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为由，传唤了10余名村民，并对4位村民实施了刑事拘留，其中2位是村民们推选的申请复议代表人。

　　这场风波引起宁波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决定由市政法委牵头协调解决此事。但村民们不同意以“新农村建设”名义搬迁，强调是“机场移民”，要求在搬迁的同时，赔偿多年来噪声给他们造成的损害。由于村民们和鄞州区方面分歧太大，协调一度陷入僵局。

　　与此同时，两个月的复议期限即将到期，代理律师袁裕来也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压力。(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他回忆，9月30日晚上，在宁波市司法局小会议室召开的协调会上，气氛异常紧张。在久议不决的情况下，有人提出，要求袁裕来背着村民们向环保总局撤回复议申请。此项要求遭到了袁裕来的明确反对。他表示，不可能背着村民们撤回复议，这既是他做人的根本，也是律师起码的职业道德。

　　2007年10月8日，国家环保总局发出通知，将行政复议决定延期至11月10日。考虑到噪声补偿与拆迁补偿安置是两回事。袁裕来律师建议村民将搬迁和噪声补偿问题分开来处理，得到村民们认可，协调工作因此出现了转机。

　　村民们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1、批准逮捕的4名村民必须释放；2、补偿金额不得低于100万元；3、原来《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由政府方面承担；4、拆迁补偿安置按照宁波市有关规定进行，本次就噪声的补偿不影响拆迁补偿安置标准。

　　鄞州区方面接受了以上4条要求，但坚决不同意将补偿费直接支付给村民们，理由是担心引发机场附近所有14个村庄村民的连锁反应。协调再一次陷入僵局。

　　突破

　　环保总局与村民面对面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11月3日，国家环保总局法规司和环评司的3位官员专程赶到宁波。

　　3名官员当面听取了村民代表们的意见和要求。这让村民们既感到意外又觉得高兴。尽管如此，村民们的意见依然十分尖锐，并将所有要求和盘托出。

　　对于国家环保总局务实的态度，袁裕来律师表示了肯定：“在我承办的不少涉及国务院职能部门的案件中，环保总局是唯一能够派人到基层与老百姓面对面对话的行政机关。”

　　当环保总局官员离开宁波后，当地政府与村民的协调打破了僵局。2007年11月8日，行政复议期限届满，村民与鄞州区方面的协议终于在宁波市天一公证处会议室达成。

　　协议约定，鄞州区古林镇政府出资120万元用于戴家村新农村示范村建设，于协议签订当日，此款划入宁波市天一公证处账户，提交宁波市天一公证处提存。提存的期限为两年。该款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两年后由村委会和办理此案的5名村民代表共同领取。

　　曾有村民代表在签名之前，对协议没有明确噪音污染补偿性质，而是新农村建设专项补助提出质疑。(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袁裕来律师解释说，这是鄞州区的底线，否则协议无法达成，而官司真的打到底，结果究竟如何尚难预料。之后，村民们向国家环保总局提出了撤销复议申请。2007年11月9日，环保总局作出了终止复议决定。被刑事拘留的4名村民也被陆续释放。

　　协议签订以后，戴家村经济条件稍好的村民，开始往外搬迁。到目前为止，近三分之一的村民已经搬离了戴家村。但大多数村民依然居住在戴家村内，他们坚持要求以机场移民的名义搬迁。

　　关键

　　机场噪声污染无判赔依据

　　类似的纠纷，2004年就曾在北京首都机场发生过。当时，就这一问题，国家环保总局有关负责人称，目前航空器噪声污染赔偿尚无法律依据。民航总局相关人士也表示，目前国内外均无赔偿的标准。

　　袁裕来律师告诉《法制周报》记者，他之所以建议村民状告国家环保总局，是因为机场噪声造成的损害无法定量，赔偿额度也就无法确定，再加上目前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可依，村民们如果按照传统的思维，起诉机场或者航空公司，很难得到赔偿。

　　“宁波村民状告国家环保总局”案的关键，在于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行政赔偿即使不能定量，行政机关的不当行为也同样会被确认违法。为了避免这一结果，行政机关可能会督促事情的解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得到保障。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认为，政府有关部门在审批的时候应该有环保评价，如果环保评价没有做，或做了但不达标，政府有关部门却给批了，那审批就是一个违法的行政行为。违法的行政行为造成了当地居民的损害，应该予以赔偿，我国现在“准征收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这一制度是针对合法行政行为的。如果政府行为违法，当地居民可以按照《国家赔偿法》索赔。

　　(小资料：准征收制度，是指政府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对特定相对人的财产施加特定的限制，或者政府采取规制或规划的措施使得相对人的财产损失或价值降低，或者政府为了实施其他公权力行为或公用事业、公共设施建设导致相对人的财产损失或价值降低，政府对之给予补偿的制度。)